江天勇律師「終於」失蹤了。和以往不同，這次人們不確切知道他是被誰逮走的，或出現什麼意外。但是，消息傳來，我依然是震驚和感慨萬分。最為難受的是，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可以幫到他本人或他的家人。好在他家人已經來到美國定居。
北京時間11月22日淩晨，江天勇的妻子對外發佈江律師失蹤消息。之前，江律師到長沙看望其他被捕律師家人，隨後，江律師乘坐高鐵準備返回北京。在他失蹤前最後發給親友的資訊是：在11月21日晚間從長沙南站乘高鐵返回北京，正點抵達時間為11月22日早晨6點30分。江天勇隨後與外界失聯。
近年來，我已經非常節制了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但對過去一起工作的同事出事卻無法保持平靜。我的思緒回到了十年前的春天。
2005年底，我們把大陸各地因為賣血、輸血或用血液製品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受害人召集在一起，商討維權、要求醫療單位和衛生部門賠償的大計，成立「中國輸血和用血製品感染愛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工作委員會」。委員會有十名委員和十名觀察員，委員必須是受害人本人或其家人，秘書處設立在我所負責的北京愛知行研究所。
春節剛過，委員會就在我的辦公室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突然，消息傳來，有一些律師求見，希望為汙血愛滋受害人提供法律幫助。
我當時是有顧慮的。一方面，汙血愛滋受害人數之眾需要大量律師參與提供法律支援；一方面，我清楚明白，多領域協作維權無疑增加了政治敏感度。但委員會實行一人一票表決制，秘書處只能是執行委員會的各項決定。我把問題提交給了委員會。
於是，律師們被請進來接受委員們的面試。一問一答後，律師們退出門外，委員會討論和表決，同意律師們參與委員會相關汙血愛滋受害人群體維權工作。於是，我和江天勇律師們開始了合作，迄今已經十年過去了。
我們的合作是多方面的。我們也建立了私人友誼。江律師為人直率，願意為公共利益赴湯蹈火，完全是經典教材中的英雄氣概。他的無私無畏，許多人把他當作朋友。
江天勇1971年生，河南省信陽人。1995年大學畢業，到鄭州市第六十六中學，任語文教師。2001年取得律師資格證書，算是半路出家。2004年11月在北京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供職。那個所誕生了一批中國維權律師。
2009年7月，因參與維權工作，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註銷律師執業證。我把他請到愛知行幫忙，給他發一份工資，算是他曾經的老闆。
2011年2月19日，北京茉莉花風起，員警抓捕了一批維權律師，包括江天勇、滕彪等。我當時已經來到美國。除發佈救援聲明外，能夠做的非常有限。他們教會朋友提醒，此去可能出不來了，是死是活都無法預測，需要把他家人接到海外來了。
我一分鐘沒有耽誤。北京時間一大早，我打電話給他太太。她和女兒當天晚上到達香港。原本準備安排她們來美國，但她太太擔心出走後不利於天勇安全，而且如果天勇出來後，知道妻子女兒走了，內心感觸一定淒涼。在香港居住一段時間後，她們回到了北京。
我時常炫耀自己救人的經驗。我也告訴老美的援助機構，不要反反覆覆的討論，不要多個機構協商，不要等到數十人知道了，半年後才安排好路程，但人卻被扣在北京機場。
兩個月後，天勇獲釋，但人已經很大變化。我們每次通話，他都試圖打斷，並告訴我，不要多說，他需要時刻彙報。我告訴他，不用擔心，需要彙報材料，我可以幫他準備，於是我們恢復了正常一點的通話。好在我們確實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秘密，除了服務物件的個人隱私外。
作為曾經被拘禁和經歷過酷刑的人，我明白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也試圖撰寫文章，分享個人經驗，幫助人們找到走出來的道路。我告訴自己，無論發生什麼，即便把我賣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後來，江天勇公佈了自己失蹤期間的經歷。他有點擔心，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最近幾年，我越來越遠離中國維權人士的圈子，因為幫不上忙，也擔心給自己、家人和同事帶來影響。我也對政局有一些抱怨。
江天勇律師失蹤了。再次出現是否可以出來、是死是活的問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只能是給他在美國的太太打電話，問候她和女兒的情況。再寫一篇文章，告訴世人，我沒有忘記這個朋友。回想十年前，意氣風發，恍如隔世。
＊作者為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成員，投入中國河南愛滋防治與公衛研究多年，數年前流亡美國，仍持續關心大陸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