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首先告知寇，他留在大陸的兒子的近況及家中房產的情形，然後向寇交代任務：設法取得空軍有關機場、機種、編隊、雷達、尉級以上人員名單、「聯合作戰中心」等情報，盡可能利用此間電台與大陸通報，或自設發報台。寇答應了，於是相約下次晤面時取件。兩週後，寇又在臥室接待張，從床褥下取出自己蒐集的空軍編制機種別，及空軍各正副聯隊長姓名階級、基地等情報交給張；同時表示有急用需要錢。張允諾幾天之內會叫妻子送過來。
四月初，張寇又晤面，一同研討設立發報電台的事；寇認為器材管制嚴密，表示無能為力。四月中，兩人再度晤面，寇交給張空軍情報一件及發報機線路圖一紙，同時又向張索取錢款。第二天，張的妻子就又送給寇新台幣一千元。（民國五十年，即一九六○年左右，一名普通公教人員的月薪是新台幣七百元。館子裡一碗帶肉的麵只要二元。一千元不是小數目。）
並非出於一份理想和使命感而承擔了這樁任務，寇新亞雖然有錢可拿，但內心忐忑。他知道萬一事情敗露的嚴重後果，令他越想越恐懼，以致寢食難安；妻子發覺有異，問他卻不肯說，只是煩躁地叫她不要多問不要管。終於，他選擇了告發出賣。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寇新亞向空軍總部政戰部檢舉張為鼎、羅秀雲夫婦為「匪諜」。
「空總」憑空獲得如此重要的情報，當然要善加利用。七月，「國防部總政治部」會同「空軍總司令部」，成立了「捕鼠專案」，利用張、羅夫婦進行反間計。於是寇其後一直在空總政治部第四處的指導下，按時與張接觸、假裝合作，提供假情報給張長達一年之久，還誘騙到一萬元港幣，直到次年秋天張、羅夫婦被捕為止。共方與張的聯絡方式，大多是利用收音機單程通訊，到張被逮捕為止收到共方約五十餘次訊息；張向共方遞送情報或其他報告則用「漏格法」密寫（即「以字代碼」，約定用毛姆的小說《人性枷鎖》一書裡的文字，用密碼選取書中某頁某段的個別文字，串成情報信函內容），到被捕為止發出了約四十件密函，其中至少有十幾件是故意設置的假情報。共方也利用這個方法來函二三次。此外還有一種化學藥品密寫通訊，及「聯絡信箱」方法。
同年夏，張為鼎接到「指示」，要他「與空軍薛介民、醫師姚明珠夫婦聯絡，授其祕密通訊方法，繼續為組織工作」；不知何故，張遲遲未遵命採取行動聯絡薛、姚夫婦。而這條訊息，極可能當場就被正在嚴密監控他的調查單位截獲。但張本人還蒙在鼓裡。
次年（一九五八）七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和空軍總部認為時機成熟，決定收網，動手逮捕張為鼎、羅秀雲夫婦，並利用他們繼續進行反間計、繼續「釣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