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政治人物會説出扯鈴、書法之類脱線的言論，並不令人驚訝，在權力漩渦裡混久了，總會有頭昏的時候。比較出乎預料之外的是，這兩天觀看幾個名嘴節目，多位令我尊敬的資深媒體人論及台灣的文化歷史元素，都很正確地指出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並很滑順的唱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閩客、日本人甚至新移民，順口再酸一下1945年之後來台的百萬民國人；但，大多數人唯獨遺忘的竟是台灣原住民，或順便帶到、聊備一格，似乎沒有人有興趣或意識到原住民在所謂台灣元素的可能獨特意義、角色和價值。
我熱切地盼望能從名嘴雄辯滔滔的口中，流出一些對原住民像樣的認識、描述、敬意和肯定（真沒出息），結果這個期待當然是落空了。看來，1990年代起，原運所帶動的原住民法政變革，以及同胞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在文學、樂舞、學術、環保、藝術、部落復振等各方面的努力，即使在蔡總統公開向原住民道歉之後，似乎仍然無法讓大家跨過「番仔」的門檻（參閱多年前的一篇舊作，見附錄）。
去年在一個私下的場合，巧遇一位來自法國的文化官員，他頗歉意的說：「其實我們都好想推廣台灣的成就，但卻很難找到可以用來包裝你們的符號，不像日本、韓國或泰國，很難區分台灣和中國。從外國人的角度看，你們原住民的確是一個鮮明的識別符號，讓我們一眼就看出什麼是福爾摩沙！可惜台灣原住民太單薄，政府也不像紐西蘭對毛利人那樣，將毛利文化提升到立國精神的核心位置上。」
的確，從文化歷史的角度看，台灣沒有清楚的認同和立國精神，其混亂固然有它種種客觀的、現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們短視近利，長期讓政治意識型態綁架我們的文化歷史視野，此二者雖然犬牙交錯，但終究分屬不同範疇，遵循不同的邏輯。有一回我參加一個「本土」色彩很濃的儀典，用「國語」致詞才一兩句，底下就有人大聲抗議説他們聽不懂，請我用「本土」語言「台語」説話。做為客人，我樂於從善如流。不過，心裡仍不免覺得荒謬，因為我們原住民各族族語似乎才是他們所說的本土語言，而他們要我說的台語，卻也流通在東南亞諸國和中國福建一帶。當政治和文化糾纏混同一氣的時候，我們的天空就被遮閉了，我們的心眼也變得盲目了。
當別人還是不瞭解我們，當別人仍然無法欣賞我們的文化，原住民啊，我親愛的同胞，我們更要警覺，保守我們的腳步，認清我們和台灣這塊島嶼的深厚關係，它遠遠超過目前這個國家為我們所設定的框架、界線和格局。
附件：〈碾米廠的門檻〉
少年的遊俠歲月裡，另一個對我影響深遠的經驗，就是和父親騎著單車踩過好幾公里的石子路，偷偷到台東市區看日本武士片的故事。通常我們會把家裡的水牛綁在往台東方向的田間，談好搪塞母親、漏洞百出的「供詞」，然後父親將我抱上寬寬大大的後座，向前猛衝幾步，踮腳上車，我們便擁有了一整個下午的快樂時光。
經過卑南街上，先在某漢人開的碾米廠那裡預支若干現金。米廠老闆據說是台南移居過來的，通簡單的日語，部落裡大部分人家的稻穀收成都賣到這裡。
老闆和父親看起來頗為熟識，但感覺上他的熱絡和客氣始終是交易性的，不經意間偶爾還會流露出一絲不耐、輕蔑的眼神。父親對這一切彷彿都毫不在意，只要沽酒、看電影的錢有了，反正又不是賒帳，他倒是挺坦然的。甚至有時候，才步出碾米廠大門，父親便開始評論起他的那些漢人老闆朋友：「他們其實都滿可憐的，從西部移民過來，一無所有，時常到部落裡拜託這個、拜託那個。情況差一點的開個小店，賣菸酒雜貨；有一點錢的，便經營碾米工廠。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生活，整天緊張兮兮的。兄弟姊妹多，分財產時便反目成仇；婆婆管教媳婦，簡直不把她當人看。好不容易事業有所成，又好賭好色。」
然而，父親可能萬萬想不到他眼中這些可憐的朋友，經過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徹底改變了整個卑南平原的政經和社會、人口結構，不但使卑南族人喪失了大部分的田產；更迫使馬蘭的阿美族部落完全瓦解，星散四方。
儘管如此，卑南碾米廠在我的少年記憶裡，依然是鮮活的，包含著既冷漠又溫暖的矛盾情感。就像是一個中繼站，它連結了我的部落經驗和早期的都會想像。在摸索詭異的所謂現代文明生活之旅途中，它彷彿是一座精神煉獄，部落邊陲的龍門客棧；通過它，你才能了解聊齋世界，才能談滄海桑田，才能懂一點點人生。
父親和許多部落男人一樣，無法跨越菸酒小店和碾米廠的門檻；我們大部分的原住民男人都在此擱淺了、跌倒了。有一回，在看完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對決之後，不多話的父親難得提及了他的處世哲學，他說：「要緊的是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別人評價不是最重要的，信心和意志才是我們樹立價值世界的基石，せいしんひとつ（精神一）！」
不過，電影散場之後，我們依然來到酒肆，父親照常爛醉如泥；唯一不同的是這次我無論如何再也不肯妥協，不願上腳踏車，一路哭泣推著他走了六、七公里的石子路回家。從此，我們失去了共度快樂午後的日子。雖然如此，我後來發現：父親無論如何醉酒，他一定把單車騎回來；進了家門也絕不麻煩任何人，自己潄洗換衣之後，靜靜入睡，嘴裡常常不停地唸著的一句話就是：せいしんひとつ！
民國五十九年清明前夕，父親因腦溢血突然辭世，昏迷二十四小時最後仍保持了他一貫的生命風格：不麻煩大家。
當夜我和大姊從台北奔喪，車經卑南碾米廠，看到南王小鬍子菸酒小店暈黃的燈火。我想，父親並不真正了解他那些漢人朋友的世界，而那些老闆們恐怕也永遠無法認識酒醉背後的父親。我甚至懷疑事過二十多年的今天，我們台灣族群間的彼此認識是否已跨過那碾米廠的交易界線……。(85.07.18)
＊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