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這樣的懷疑，導致不知情的衢州機場沒有在晚間開燈，導致油料耗盡的B-25全部迫降折損，沒有辦法繼續為接下來的抗日戰爭服務。由杜立德親自駕駛的1號機，於1942年4月18號晚間21點半墜毀安徽省甯國縣的一座山頭上。不過在這架B-25B墜毀以前，涵蓋杜立德在內的機上五名機組人員已成功跳傘，所以無人傷亡。
杜立德降落到浙江省臨安縣的一塊田地上，並在冒著大雨躲藏了一個晚上之後，接觸到了在當地耕種的農民。似乎杜立德30年代來中國推銷飛機時，就學會了包括「我是一個美國人」在內的中文，只可惜他講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夾雜著廣東口音，當地百姓沒有人聽得懂。最後還是老百姓帶他去見會講幾句英文的浙西行署青年營營長李守謙，才算是解決了語言的問題。
所幸不同派系的中國人雖然彼此爭鬥，但是都希望得到美國援助，所以在救助美軍飛行員上表現的都積極主動。李守謙很快就派出青年營的弟兄，在老百姓協助下找到了杜立德的副駕駛科爾。他們兩人馬上就在青年營官兵護送下，被送到浙西行署所在地潘莊，得到賀揚靈主任的接見。賀揚靈在著作《杜立德降落天目記》中，對此事有詳實的記載。
與所有經歷過抗戰歲月的中國人一樣，賀揚靈曾多次目睹到日軍對中國城鎮實施的無差別轟炸，卻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日本人也會挨炸彈。所以在《杜立德降落天目記》中，他強調杜立德空襲東京的消息「震驚了我，也震驚了山上的所有人」。飽受日軍轟炸的鄉親父老們，都認為杜立德的行動替中國人出了氣，更積極營救落難的機組人員。
見到賀揚靈後的杜立德，第一句話也是請求中國人協助搜救1號機組上的領航員波特（Henry A. Potter）、射擊手李奧納多（Paul J. Leonard,）與轟炸手布雷默（Fred A. Braemer）三人。後來他們三人確實也被浙西行署組訓的民團和老百姓就到，平安的送到了潘莊與杜立德、科爾團聚。有趣的是，波特與布雷默兩人還一度被誤認是日本間諜，遭到民團五花大綁了起來。
好在當地一個名為由口村的村莊裡面，有一位會講英語的小學老師朱學三出面，證實了波特和布雷默兩人的美軍身份後，他們才重獲自由。賀揚靈在1947年就病逝中國大陸，來不及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但是他留在對岸的女兒賀紹英還對此事還有些印象。當年才六歲的她與杜立德有過數面之緣，只記得眼前老外的個子矮矮的。
對中國人心懷感激
根據《台灣人民與抗日戰爭》一書的介紹，賀揚靈於4月20日依據杜立德的要求，向重慶軍事委員會發出電報。電報內容是希望重慶軍事委員會能透過駐美大使胡適通知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Henry H. Arnold），通報杜立德等五名機組人員獲救的消息。隨後杜立德又在賀揚靈派出的衛兵保護下，回頭去檢視B-25的殘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