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1月8日上映的電影《決戰中途島》（Midway）中，最令國內觀眾印象深刻的，就是導演艾默瑞奇（Roland Emmerich）毫無保留的將77年前中國軍民援助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的事蹟呈現出來。其實關於1942年4月18日的杜立德突襲（Doolittle Raid），在2001年麥克貝（Michael Bay）指導的電影《珍珠港》（Pearl Harbor）也出現過，只是把中國人的角色省略掉了。
不過《珍珠港》還是開啟了一個美國人拍攝太平洋戰爭電影的傳統，就是以珍珠港為主題的電影不忘提一下杜立德空襲，只因為杜立德空襲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對日本本土實施的第一波轟炸，有浴火重生的象徵意義。《決戰中途島》延續了這個傳統，把珍珠港與杜立德空襲的劇情也涵蓋在內，因為聯合艦隊之所以向中途島發動攻勢，就是為了避免日本本土再遭空襲。
為什麼《珍珠港》省略掉中國的貢獻，《決戰中途島》卻沒有？一來在於《決戰中途島》有來自上海儒意影視製作有限公司的資金贊助，算是半個「陸資」電影，自然要提一下中國軍民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貢獻。二來則是從艾默瑞奇過去指導過的《星際終結者》（Independence Day）與《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來看，他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強調國際合作的世界主義者。
參與空襲東京的16架B-25B轟炸機，除了一架降落到蘇聯海參威外，剩下的都迫降在中國大陸，除三人死亡與八人為日軍俘虜之外，其餘69名機組人員都在中國百姓幫助下，經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國民抗敵自衛隊與戴笠將軍的忠義救國軍轉交給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之後，再由國軍安排護送到重慶，接受蔣委員長夫婦表揚。
當然，一部138分鐘的電影，不可能把69名幾組人員獲救的內容通通拍出來。更何況杜立德空襲在《決戰中途島》中只是一小段插曲，不會是整部電影的主軸，內容勢必聚焦在杜立德本人獲救的內容上。當年究竟是誰從日軍的鐵蹄下救出杜立德？杜立德被救出後，又是如何與救他的中國軍民往來？透過來自海峽兩岸的資料，筆者在此向各位讀者做一些簡單的介紹吧。
美國航空傳奇人物
提到杜立德這號人物，在美國航空史上的地位還真的是比電影《怪醫杜立德》（Dr. Doolittle）中能與動物溝通的杜立德醫師還要傳奇。一戰期間留守美國本土擔任飛行教官的杜立德，最早是以特技飛行員的身份揚威美利堅。他人生當中的第一個創舉，就是在1922年花了21小時又19分鐘的時間成為歷史上第一位飛越美國東西兩岸的飛行員。
接著杜立德又在1932年，靠著以時速296英里高速將飛機降落到地面的第二大創舉，贏得湯普森錦標賽（Thompson Trophy）的冠軍。空襲東京只能算是他人生中的第三大，而不是最後一次創舉。接著杜立德又先後出任第15航空軍和第8航空軍司令，指揮B-17及B-24轟炸機空襲羅馬與柏林，三大軸心國的首通通都被他轟炸過。
空襲東京也不是杜立德第一次與中華民國結緣，因為美國商務部早在1933年就委派杜立德到上海，向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鐵城展示寇蒂斯－萊特公司（Curtis-Wright）Hawk II雙翼機的性能。杜立德是當年美國最優秀的飛行員，他的表演理所當然令吳鐵城市長嘆為觀止，寇蒂斯－萊特公司也得到了國民政府72架Hawk II驅逐機的訂單。
對中國近代航空史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Hawk II與Hawk III是抗戰初期中華民國空軍的主力，可見杜立德的精彩演出確實強化了國民政府對美製驅逐機的信心。後來寇蒂斯－萊特還在鮑萊（William Pawley）的提倡下，與道格拉斯（Douglas）、波音（Boeing）在杭州合組中央飛機製造廠（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e Company）。
中央飛機製造廠的任務，是協助國民政府取得授權並在中國本土生產美製軍用機，可以視為中華民國被納入美國軍工體系的一個開端。可見在中華民國航空工業發展史上，杜立德也曾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發生在1942年4月18日到23日的那起救援行動，卻讓後來升上將軍的杜立德一輩子都對中國產生了感激與愧疚之情。
誰救了杜立德中校？
關於杜立德如何組織，訓練還有領導第17轟炸機大隊的B-25機組人員從航空母艦大黃蜂號（USS Hornet, CV-8）上起飛，進而空襲東京、橫濱、名古屋與神戶等日本城鎮的情況，大家可以去參考星光出版社出版，黃文範先生翻譯的《鐵翼下的日子：杜立德將軍自傳》（I Could Never be so Lucky Again），也就是杜立德將軍回憶錄的中文版，在此不花費太多時間做討論。
15架墜落中國的B-25，分佈於浙江、江蘇、江西還有湖南等省份，涉及地域太廣，人物太多，不可能是一篇短文可以全面介紹完的，所以本篇文章的討論範圍，只限於杜立德與科爾（Richard E. Cole）駕駛，編號40-2344的B-25B第1號機組。有趣的是，在台北市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內就有收錄大量浙江軍民救助杜立德的相關文獻，可稱得上是國民黨的鎮黨之寶。
前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在他2015年於大陸出版的《台灣人民與抗日戰爭》一書中，因為介紹到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在第3戰區活動的事蹟，就大量運用了收藏於黨史館內的文獻，其中也包括救助杜立德的相關史料。根據邵銘煌主任的研究，杜立德駕駛的B-25墜落於浙江省和安徽省之間的天目山，當地屬於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的行政範圍。
抗戰時擔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為李宗仁、白崇禧手下的桂系將領。廣西部隊的一大特色，除了不服從蔣中正的中央政府之外，就是非常強調組訓和動員群眾。黄绍竑延續了此一桂系將領的作風，花了極大的心力組織自衛隊、保安隊和民團等群眾武裝。與李宗仁、白崇禧一樣，黃紹竑打從心底裡面不服蔣中正領導，暗中與同樣重視群眾動員的中國共產黨關係曖昧。
和周恩來緊密互動，讓黃紹竑大力支持在金華活動的台籍共產黨人李友邦組織台灣義勇隊。戰後被蔣經國指派出任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趙龍文，抗戰期間同樣在黃紹竑手下擔任浙江省抗日自衛總隊第1支隊司令，而且李友邦夫人嚴秀峰還在該部隊服務過。至於負責營救杜立德中校的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同樣也是黃紹竑的愛將。
杜立德的獲救經過
浙西行署全稱為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法理上的管轄權包括浙江省三個行政區、22個縣與省會杭州市。祖籍江西省的賀揚靈，同樣也是個反對蔣中正的左派人士，早年曾在福建參加過「閩變」，支持19路軍對抗中央軍。然而無論賀揚靈反對或者不反對蔣中正，武昌師範大學畢業的他終究只是個文人，手中能掌握的終究還是只有政工隊和民團，沒有正規軍。
幸運的是，杜立德墜機的地點天目山位於國軍控制的區域，並非中日兩軍的交戰前線。所以電影《決戰中途島》中，日軍對營救杜立德和游擊隊開砲攻擊的劇情，史實上並沒有發生。依照美軍原本的計劃，16架B-25將在浙江省衢州的機場加完油後，繼續向西飛往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杜立德與他的手下們將在那裡接受表揚，B-25則將轉交給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指揮。
只是執行任務的大黃蜂號與企業號（USS Enterprise, CV-6），在航行途中行蹤為日本間諜船發現，迫使海爾賽（William Halsey Jr.）將軍下令杜立德提早發動空襲。這不只拉長了B-25的飛行距離，同時也讓美軍基於保密原則，不願意向國民政府透露行動已經發起。雖然不至於懷疑到蔣中正本人，但美軍對何應欽與張群等蔣中正身邊具有留日背景的人馬確實難以信任。
結果這樣的懷疑，導致不知情的衢州機場沒有在晚間開燈，導致油料耗盡的B-25全部迫降折損，沒有辦法繼續為接下來的抗日戰爭服務。由杜立德親自駕駛的1號機，於1942年4月18號晚間21點半墜毀安徽省甯國縣的一座山頭上。不過在這架B-25B墜毀以前，涵蓋杜立德在內的機上五名機組人員已成功跳傘，所以無人傷亡。
杜立德降落到浙江省臨安縣的一塊田地上，並在冒著大雨躲藏了一個晚上之後，接觸到了在當地耕種的農民。似乎杜立德30年代來中國推銷飛機時，就學會了包括「我是一個美國人」在內的中文，只可惜他講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夾雜著廣東口音，當地百姓沒有人聽得懂。最後還是老百姓帶他去見會講幾句英文的浙西行署青年營營長李守謙，才算是解決了語言的問題。
所幸不同派系的中國人雖然彼此爭鬥，但是都希望得到美國援助，所以在救助美軍飛行員上表現的都積極主動。李守謙很快就派出青年營的弟兄，在老百姓協助下找到了杜立德的副駕駛科爾。他們兩人馬上就在青年營官兵護送下，被送到浙西行署所在地潘莊，得到賀揚靈主任的接見。賀揚靈在著作《杜立德降落天目記》中，對此事有詳實的記載。
與所有經歷過抗戰歲月的中國人一樣，賀揚靈曾多次目睹到日軍對中國城鎮實施的無差別轟炸，卻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日本人也會挨炸彈。所以在《杜立德降落天目記》中，他強調杜立德空襲東京的消息「震驚了我，也震驚了山上的所有人」。飽受日軍轟炸的鄉親父老們，都認為杜立德的行動替中國人出了氣，更積極營救落難的機組人員。
見到賀揚靈後的杜立德，第一句話也是請求中國人協助搜救1號機組上的領航員波特（Henry A. Potter）、射擊手李奧納多（Paul J. Leonard,）與轟炸手布雷默（Fred A. Braemer）三人。後來他們三人確實也被浙西行署組訓的民團和老百姓就到，平安的送到了潘莊與杜立德、科爾團聚。有趣的是，波特與布雷默兩人還一度被誤認是日本間諜，遭到民團五花大綁了起來。
好在當地一個名為由口村的村莊裡面，有一位會講英語的小學老師朱學三出面，證實了波特和布雷默兩人的美軍身份後，他們才重獲自由。賀揚靈在1947年就病逝中國大陸，來不及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但是他留在對岸的女兒賀紹英還對此事還有些印象。當年才六歲的她與杜立德有過數面之緣，只記得眼前老外的個子矮矮的。
對中國人心懷感激
根據《台灣人民與抗日戰爭》一書的介紹，賀揚靈於4月20日依據杜立德的要求，向重慶軍事委員會發出電報。電報內容是希望重慶軍事委員會能透過駐美大使胡適通知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德（Henry H. Arnold），通報杜立德等五名機組人員獲救的消息。隨後杜立德又在賀揚靈派出的衛兵保護下，回頭去檢視B-25的殘骸。
據說杜立德在看到殘骸後，不惜悲從中來痛哭失聲，因為他沒有辦法確定其他機組人員是否安全。他在臨安一直待到4月23日，而且還在賀揚靈的安排下於22日對當地軍民發表了演說。杜立德在演說中，表示美軍還將對日本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乃至於無數次的轟炸，直到日本投降屈服為止。演說完畢，台下群眾情緒激昂，將他簇擁到了半空中。
賀揚靈還陪著杜立德、科爾、波特、李奧納多與布雷默等人一起參觀了天目山的景點。在目睹到一年前被日軍炸成瓦礫的禪源寺後，杜立德對日本人更是恨之入骨，更堅定了自己空襲東京的行動並非莽撞之舉。對於幫助他們機組五人脫困的中國人，他唯一給的評價就是「太可愛了」。杜立德一行人隨後在賀揚靈安排下，於衢州機場搭乘飛機前往第3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江西省上饒。
到了上饒以後，杜立德向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表達感謝之意，因為從19日到25日間，已經有45名機組人員成功為國軍、忠義救國軍或者其他民團武裝所救起。而且在第3戰區與浙江省政府組織下，美軍不只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還沿途受到老百姓歡迎，這些事蹟都讓杜立德大受感動。獲救的69名機組人員，於5月份陸續送抵重慶。
6月29日，蔣中正夫婦在重慶親自接待了杜立德空襲的參與者。中國軍民對美軍的救助，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日軍支那派遣軍於5月針對第3戰區發動以摧毀衢州機場為目的的浙贛會戰。日軍的第11軍與第13軍一路下來燒殺擄掠，任何有救助美國飛行員嫌疑的中國人都難免遭遇殺身之禍。結果這場戰役打下來，約有25萬中國人付出寶貴生命。
不過蔣中正夫婦仍表揚了杜立德，還向他頒發了一枚三等雲麾勳章，希望美軍再接再厲。國民政府還頒發六等雲麾勳章給行動的副指揮官希爾格（John A. Hillger）上尉，其餘的飛行員則獲頒陸海空軍獎章。蔣中正和宋美齡寬大為懷的態度，讓杜立德對中華民國更是深感愧疚，下定決心要為國民政府爭取更多的美援物資。
後來在杜立德指揮下空襲義大利與德國的B-24解放者式轟炸機，也是在他的建議下於抗戰末期提供給中華民國空軍的。只是在美國的空軍第8大隊人員完成B-24相關訓練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這批轟炸機回國後只能投入轟炸共產黨的戡亂戰爭。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果，也讓參與救助杜立德突襲者的一些中國人來到了台灣，另外一批則留在中國大陸。
戰後杜立德擔任奧馬哈保險公司（Mutual of Omaha）董事長，也曾在1974年3月造訪台北出席公司的太平洋地區代表會議。杜立德訪問台灣的消息，並沒有得到國內媒體報導。或許是因為當年協助救助美國飛行員的江浙百姓，大多數仍留在大陸所導致。在經歷了日軍的屠殺報復後，此刻的他們仍因為救助過「美帝」的歷史慘遭中共清算。
若杜立德大肆宣揚自己訪問「自由中國」，恐將造成這些恩人更大的苦難。戰時擔任浙江省民政廳長的阮毅成先生，也曾在衢州望天台醫院投入第7號機組人員的營救工作。第7號機組的駕駛勞森（Ted W. Lawson），在返回美國以後還寫了一本《東京上空30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後來也被改拍成了電影，詳細介紹中國游擊隊和人民救助杜立德突襲者的經過，內容相當感人。
到台灣後出任《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先生，在1976年致信杜立德祝賀他79年大壽，順便詢問當年何以15架B-25轟炸機沒有順利降落衢州機場的真實原因。據阮毅成之子阮大仁回憶，阮毅成先生到晚年都為沒有辦法進一步救出那八名被俘，三名遇難的杜立德突襲者耿耿於懷，希望能從杜立德將軍口中得到答案。
信於1976年5月18號寄出以後，杜立德很快就在27號給阮毅成回信，他絲毫沒有怪罪中國人的意思，表示是美國嚴守秘密才讓衢州機場無法即時開燈。在信中，杜立德再度表達了對中國人修築機場，照顧美軍飛行員的感激之意。他強調：「此次轟炸日本，我們沒有提供太多的消息，因為這次的成功，是為了要造成驚人的效果。」
杜立德空襲直到今天，仍被視為美國二戰期間最成功的一場空中突襲行動。第17轟炸機麾下，投入杜立德空襲的第34與第37中隊，如今都還存在於美國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Global Strike Command）第28轟炸機聯隊的編制下，持續以B-1B槍騎兵轟炸機為主力炸射或威嚇美利堅的敵人。無論是在打擊伊斯蘭國還是讓金正恩坐上談判桌方面，第34與第37中隊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未來即將取代B-2成為美軍次世代隱形轟炸機的B-21轟炸機，被賦予的外號為突襲者（Raiders），也是為了要紀念杜立德與他的突擊者們。只是過去的杜立德突襲者（Doolittle Raiders）是中美兩國合作的象徵，如今以他們的名義命名的轟炸機，卻是為了要遏阻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擴張行為。對比二戰時國共兩軍爭先恐後救助美國飛行員的姿態，只能說歷史真的是開了個大玩笑。
傳奇仍在延續
固然戰後美國與兩岸當局的關係「時好時壞」，但這並不影響杜立德突襲者們對中國的感激之意。事實上，包括杜立德的副駕駛科爾在內，許多參與空襲行動的美國飛行員深感自己虧欠中國，沒有跟著老長官一起離開中國戰場。科爾還當過駝峰航線的飛行員，冒著生命危險一趟又一趟的飛躍喜馬拉雅山為國民政府輸送戰略物資。
後來他更直接參加了第1空中突擊大隊（First Air Commando Group），駕駛C-47拖拉搭載英國特種部隊的滑翔機反攻緬甸，為打通中國陸上交通線奉獻了一己之力。科爾不是唯一一位留在中印緬戰場的杜立德突襲者，根據二戰末期在華服役，駕駛B-25參戰的第14航空軍第341大隊第22中隊飛行員海沃德（Dave Heywood）回憶，在中印緬戰區服役的前杜立德突襲者要到1943年中旬才全部返美。
可見江浙百姓的付出與犧牲，確實讓一些杜立德突襲者產生了「我也應該為中國做些什麼」的想法。只可惜1949年的分裂與1950年爆發的韓戰，讓杜立德突襲者與大部分救助他們的中國人隔絕了40多年。美國在1979年以前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行為者，談不上把大陸人民當「敵國」看待，可大陸人民卻在毛澤東的脅迫下必須把美國看成「敵國」。
這連帶導致救助過杜立德的浙江子民，從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開始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中共重點整肅對象。要等到1979年美國與大陸建交以後，他們的待遇才大幅得到改善。1989年，時年92歲的杜立德獲得老布希總統頒發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可是最讓他開心的還是收到了來自中國的祝福。
一位名叫曾健培的浙江老人，寫信給杜立德表達祝賀之意，並指出自己參加了11號機組人員的搜救工作。就如同對待1976年的阮毅成一樣，杜立德只要收到來自中國的信，尤其是參與救助過杜立德突襲者的中國人的信，一定是第一時間馬上回復。在信中，他指出：「向你們表示感謝已經為時太晚了，在1942年4月間，由於中國人的勇敢，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性命才能保存下來。」
面對這些先遭日軍屠殺，後被中共清算的恩人，杜立德確實也十分關心他們的下落。為了紀念杜立德行動50周年，他在1990年9月派遣領航員波特跟著一支考察團回到浙江，希望能邀請當年的恩人到美國共襄盛舉。後來他們也確實邀請了陳慎言、朱學三、曾健培、趙小寶與劉芳橋等五名恩人前往美國，參加1992年3月13日在紐約舉辦的杜立德行動50周年年會。
在美國時，這五位長輩得到了老布希總統的感謝信，還得到時任國防部長的錢尼（Dick Cheney）接見，得到遲來了半個世紀的禮遇。中共眼見救助杜立德的浙江人在美國被如此當英雄看待，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在天安門事件後拉近與華府關係的契機，開始拼命宣揚中國人救助美軍飛行員的歷史。甚至所謂新4軍第3師副師長張愛萍拯救杜立德的故事，也從90年代開始就在網路上盛傳。
張愛萍確實救助過美國飛行員，但那是發生在1944年8月20日的事件，當時的他擔任新4軍第5師師長，救的是轟炸完九州八幡鋼鐵廠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和杜立德行動完全沒有關係。事實上15架墜落中國的B-25，依據筆者調查沒有一架落在新4軍的控制區，更何況是張愛萍活動的蘇北地區？筆者並非抹煞中共抗日貢獻，但杜立德空襲真的就是跟中國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
可是考量到省主席黃紹竑的親共立場，還有他組織地方民團的過程中有得到周恩來幫助，說中共有間接參與行動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畢竟就連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都受到杜立德空襲後引發的浙贛會戰影響，必須從原本的活動據點浙江金華撤往福建龍岩。由此可見杜立德空襲行動，不只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浙江的政治生態，而且與台灣人也非「毫無關係」。
電影《決戰中途島》，因為有大陸資金的關係，對於是哪一個派系的中國人救助杜立德，採取「模糊處理」的態度，沒有讓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在劇情中。但有趣的是，電影還是透過杜立德本人講出「自由中國」（Free China）這幾個字，以打擦邊球的方式肯定了國民政府的貢獻。二戰期間美軍以「自由中國」稱呼重慶國民政府，是為了與汪精衛統治下的「被佔領中國」（Occupied China）做區別。
等到冷戰時代，美國為了與中共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做區隔，仍以「自由中國」稱呼中華民國治理下的台澎金馬地區。這個名稱，可真的是一脈相傳的跟著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來到台灣。雖然二戰時的「自由中國」與冷戰時的「自由中國」仍有法理上的差別，因為前者包括了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後，表面上宣誓效忠國民政府的中國共產黨，後者則無。
但即便是二戰期間的美軍，也不曾以「自由中國」來稱呼延安，畢竟中國共產黨只是表現上效忠國府，實際上卻不曾放棄以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略目標。所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自稱「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其中「迪克西」是南北戰爭期間南部邦聯的「稱呼」，表示美國仍把中共視為「自由中國」的叛亂份子。所以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自由中國」都只可能代表中華民國。
亞倫·艾克哈特（Aaron Eckhart）飾演的杜立德跳傘後，一直都處於國民政府的有效統治區，並沒有如電影般看到日軍轟炸中國平民的慘狀。也因為身處「自由中國」的原因，他不可能如電影中演的那樣，看到上面貼有日軍「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宣傳標語的建築物。影片中，還出現了一位身穿藍色中山裝，能夠以英文與杜立德溝通的國民黨幹部，不知道影射的是否為賀揚靈或李守謙？
杜立德為了向這位幹部表達感激之意，送了一支打火機給他。可是到了電影片尾，他卻因為打火機被日軍發現而慘死牢中。美國人送的紀念品讓中國人惹禍上身一事，在浙贛會戰期間確實上演過，但筆者可以確定，賀揚靈與李守謙都沒有死在日軍手中，所以這段想要表達的應該單純只是向25萬名為了救盟軍飛行員而犧牲的中國軍民致敬。
無論黃紹竑和賀揚靈兩人是否喜歡蔣中正，他們在當年的身份就是中華民國浙江省政府的官員，1942年尚未出現中國共產黨浙江省人民政府，救助杜立德的功勞當然歸中華民國政府。如今隨著《決戰中途島》在全球上映，中國人冒死營救盟軍飛行員的歷史將成為西方世界廣為人知的二戰史詩，難道台灣真的要把這段歷史的話語權拱手讓人嗎？
持續抱持「中國歷史與我無關」的態度，即便77年前的這段歷史真的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主導，所有的功勞最終還是會落到佔有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手中。台灣應該要積極主動，扮演拉近大陸和美國二戰史觀距離的橋樑，才能夠發揮出真正的影響力。從這段歷史直到今天仍在發揮影響力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出那些主張切割抗戰史與台灣史的政治人物有多麼短視近利。
倒是科爾等杜立德的老部下，並沒有忘記中華民國，他在2015年5月19日接受前駐美大使沈呂巡邀請，與前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將軍一同出席在華府雙橡園為他舉辦的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餐會。在餐會上，沈呂巡大使還安排科爾與現居北加州的阮毅成之子阮大仁通話，表達杜立德突襲者對中華民國國民的感激之意。
筆者也十分有幸，於2016年9月前往美國出席飛虎隊成立75周年的活動上與科爾有一面之緣。在科爾的見面會上，筆者拿出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給老科爾簽名，還買了一本他的回憶錄《科爾的戰爭：杜立德突襲者、駝峰飛行員與空中突擊隊》（Dick Cole’s War: Doolittle Raider, Hump Pilot, Air Commando）。科爾看到國旗時還眼睛一亮，再度表達了他對中華民國的感激之意。
77年前的杜立德空襲，終於伴隨著最後一位突襲者，高齡104的科爾在2019年4月9日去世畫下句點。除了《東京上空30秒》、《珍珠港》與《決戰中途島》等美國電影外，大陸也曾拍過劉亦菲主演的《烽火芳菲》來紀念救助杜立德突襲者的中國人。只能期待傳承了二戰中國法統地位的台灣，未來在相關的紀念活動上能有更積極的表現。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