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在主權國家體系下，China所代表的話語邏輯是唯一被接受的邏輯，有一整套科學、法律、倫理、哲學理論來為這個邏輯背書。不要說域外人士，就是中國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國這段動盪時期，在試圖糅合China話語和「中國」經驗時，也困惑於兩者間既連結又矛盾的關係。很多人試圖以現代西歐標準定義中國，總不得要領。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經驗多麼獨特。正相反，變化、多元和交融雜糅，是所有國家、族群的共性。漢人、日本人也好，朝鮮／韓國人也罷，從來都不是同質的群體。明確的國族界限是近代西歐產物，但它實際也掩蓋了歐洲自身的雜糅性。西歐邏輯是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和殖民地社會相互碰撞衝擊後逐漸塑造的，它當然吸納了其他地區的經驗，只不過最終還是要為霸權服務。同理，中國也吸納、轉化了許多西歐邏輯（比如民族主義），才成為現在的「中國」，只不過這套邏輯的侷限性在二十一世紀日益凸顯。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國」的經驗匯聚成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實在是個大課題。把中國（以及日∕韓）放在區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認識，是很多人正在嘗試的一個方向。法國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的「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現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