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明代吧。一天，打西邊來了個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麼回答呢？你多半不會說「你好，我是中國人」，而會說「我是大明國人」。因為那時，「中國」還不是國家的名稱。清朝以前的更多時候，「中國」是指相對於周邊地區的「中原」地帶，有時也指相對於「夷狄」的「華夏」集團。
那麼，假如你生活在高麗王朝時期的朝鮮半島呢？同樣，你會說「我是高麗人」，而不會說「我是朝鮮人」或「韓國人」。如果你是個戰國時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為群島上大大小小政權／國家總稱的意識，會說「我是『霓虹』（Nihon）國人」。但是葡萄牙神父可能會有些恍惚，因為他只聽說過「Cipan」或者「Jepang」，要費點力氣才能把「接棒」和「霓虹」聯繫起來。
「中國」這個詞出現得很早，但用來稱呼我們這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東亞多族群國家，是晚近的事情。否則黃遵憲、梁啟超等也不會感嘆中國有國無名。這個要仔細說起來，怕幾本書都說不完。我們只需要記得一點，那就是「中國」是個不斷發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員、人口和族群一樣，也是不斷在變化的。現在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用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觀念，來理解中國，可中國以民族國家面貌出現，也不過就是一百來年的事情。說「中國歷史悠久」，當然沒問題；但要注意，悠久的這個主體，其實在每個時期都有差異，不能拿現在我們有的（或沒有的），去套用這個不斷演化中的主體，否則會時空錯亂。同樣的道理，對別的國家也是一樣。
今天朝鮮半島上有兩個國家實體：朝鮮和韓國。「朝鮮」來自於半島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王朝（一三九二至一九一○）的名字。開闢王朝的李成桂擬了兩個國名，拿給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選了「朝鮮」。而再往上追，則來自中國史書中記載的半島北部國家「箕子朝鮮」及「衛滿朝鮮」。一般認為「朝鮮」取「朝日鮮明」之意。「韓國」一名源自半島南部、中國史書中統稱為「三韓」的古代部落國家。中日甲午戰爭後，朝鮮王朝脫離了與清國的宗藩關係，曾短暫改國名為「大韓帝國」。二戰後南北分裂，兩個國家都宣稱是半島唯一合法政權，互不承認。因此韓國稱朝鮮為「北韓」，朝鮮稱韓國為「南朝鮮」。是朝還是韓，有著強烈的政治含義，不能用錯。漢語中有時會看到「北朝鮮」或者「南韓」的誤用，其實無論南北都不這麼說。
和半島國家一樣，早期日本的歷史，是記載在中國史書上的。日本列島政權和漢朝接觸時，自稱為Wa，漢廷以「倭」字表記。這個倭，只是當時列島諸多小國之一。他們後來覺得「倭」字不雅，改為「和」（Wa），並以「大和」（Yamato）為名。大約七世紀前後，大和勢力北擴至本州北部，改國名為「日本」（Nihon），即太陽升起之地。很明顯，這樣起名字，和「朝日鮮明」一樣，是說給西邊的人（也就是大陸上的人）聽的。如果日本人碰到夏威夷人，當然不能說自己來自「日出之國」。可見，雖是自命名，視角卻在中國，是在和東亞大陸的交往中產生的。早期日本人當然也有從自己視角出發書寫的身分，比如成書於八世紀早期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歷朝著史，都是為給政權找個神聖的權力來源，因而越溯到上古，就越是神話。據這兩本書，大和政權的天皇家族一脈，源自天照大神。神話時代對日本的命名有很多種，比如「豐葦原中國」，或者「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不過這些命名本是神話產物，也就不像「日本」那麼被大家普遍接受。
前面談到過，「東亞」（East Asia）是個外來概念，本地人很晚才接受這麼一個分類，並加入自己的理解，塑造身分。同樣，西歐語言中的「中國」、「朝∕韓」、「日本」（以英語的China、Korea、Japan為代表），也都不純是中日韓的本土概念。想想，中國人啥時候自稱過「拆那人」？那麼這些概念又是怎麼來的呢？
「China」一詞，目前較通行的說法是來自梵語中「Cina」一詞，可能是「秦」的音譯。日本人有段時間稱中國為「支那」，亦源於此，起初倒無貶義。歐洲與中原遠隔萬里，耳聞口傳，一是透過印度—波斯帶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時帶去的「Cathay」（契丹，後泛指中國，現通用於斯拉夫語系）。兩個信息來源不一，以致十六世紀之前的很長時間裡，歐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個國家。
Korea和Japan，傳說都由馬可．波羅（Marco Polo）最早記錄。他到中國那會兒，半島正是高麗（Koryo）王朝。Korea一詞在演化過程中雖有不同拼寫方式，發音倒近似。風雲變幻，如今生活在朝、韓的人都不自稱高麗。而韓國語中的「高麗人」（고려사람）則成了一個特定名詞，指的蘇聯中亞地區的朝鮮移民後裔。當然，Korea的好處是不論朝韓，政治中性。日本在馬可．波羅那裡記為Cipangu。為啥這樣拼？用上海話讀「日本國」三個字就明白了。估計他是聽當時和日本往來頗多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轉到葡萄牙語，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語，慢慢就成了現在的樣子。所以這個Japan，是歐洲語言多次轉譯的中國南方方言中漢字「日本」的讀音，跟「霓虹」當然差得遠。
字音、字義的轉化從來不只是語言變化，背後必然帶入新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當用「China」，特別是用其背後那套認知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時候，「中國」自身的變動、雜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歐現代國家體系所強調的那種界限感和同質性取消掉了。特別是在處理帝國（empire）、國族（nation）、族裔（ethnicity）這些議題的時候，China和「中國」之間往往顯現巨大的裂痕。「中國」是個多語言、多族群的複合體，但Chinese僅指漢語漢字，很多語境中僅指漢族人。試圖用語言文字、人種、宗教這些通行的現代標準來定義「中國」的努力變得無效：使用漢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國（比如朝鮮、越南、日本），而中國內部不都是傳統的漢字儒教區（比如疆、藏、蒙）。域外學界會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這類問題，作為學術討論當然可以。但是二十世紀以來，政治上操弄「滿蒙非支那」、「疆藏非中國」，亦屢見不鮮。
無奈在主權國家體系下，China所代表的話語邏輯是唯一被接受的邏輯，有一整套科學、法律、倫理、哲學理論來為這個邏輯背書。不要說域外人士，就是中國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國這段動盪時期，在試圖糅合China話語和「中國」經驗時，也困惑於兩者間既連結又矛盾的關係。很多人試圖以現代西歐標準定義中國，總不得要領。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經驗多麼獨特。正相反，變化、多元和交融雜糅，是所有國家、族群的共性。漢人、日本人也好，朝鮮／韓國人也罷，從來都不是同質的群體。明確的國族界限是近代西歐產物，但它實際也掩蓋了歐洲自身的雜糅性。西歐邏輯是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和殖民地社會相互碰撞衝擊後逐漸塑造的，它當然吸納了其他地區的經驗，只不過最終還是要為霸權服務。同理，中國也吸納、轉化了許多西歐邏輯（比如民族主義），才成為現在的「中國」，只不過這套邏輯的侷限性在二十一世紀日益凸顯。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國」的經驗匯聚成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實在是個大課題。把中國（以及日∕韓）放在區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認識，是很多人正在嘗試的一個方向。法國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的「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現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