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五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三月十六日這天，東京出版的政論新聞《時事新報》上，刊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題為〈脫亞論〉。文章提出，日本要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要拒絕與中國（支那）、朝鮮這樣愚昧落後的「惡鄰」為伍。
這篇文章在今天廣為人知，一般認為其作者是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不過關於這點，學界還有爭議。更重要的是，和我們的想像相反，它發表後影響甚微：直到一九三三年收錄於《續福澤全集》，它再沒被人提起過。日本學者重新發現〈脫亞論〉，並且把這篇兩千四百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國家走向相互印證，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二十世紀五○年代。而它成為討論焦點，被普遍認定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略的先聲，更晚至二十世紀六○年代。儘管文章被長期遺忘，但因「脫亞」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某種心路歷程，所以在沉睡近百年後幽靈般甦醒。它迅速成了一個符號，象徵一個國家（日本）對其所置身的共同體（亞細亞，或者東亞）曾經的態度。而對〈脫亞論〉的重新「發現」和討論，則表現了一種特定時空中的歷史思考。
二○一五年，中國高調紀念了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此時距〈脫亞論〉發表，正好是一百三十年。東亞近現代諸多轉折性事件，在二○一五年都是整年紀念：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一百二十周年，日俄戰爭結束一百一十周年，以及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它們分別標誌著東亞傳統宗藩體系的崩潰、日本確立東亞霸權，以及此霸權的終結。對這幾件事情的記憶，可以串聯起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東亞歷史。那麼，我們對於自己所處身的國家和區域在這一百三十年來的際遇，應該有怎樣的理解呢？
我想從「脫亞」的「亞」字說開去，先看看我們和這個「亞」，或者具體說是「東亞世界」，是怎樣一種連結。為什麼我們是「東亞」？「東亞」對我們又意味著什麼？
小時候學世界地理，都說世界有「七大洲」：亞、歐、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極洲。這看似是個客觀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攤開一張世界地圖，疑問就來了：其他大洲都邊緣清晰、相對獨立，為什麼歐洲和亞洲明明屬於一個大陸板塊，卻被分成兩個「洲」？是，烏拉山脈、高加索山脈、黑海和土耳其海峽這些「天塹」，構成了歐亞的地貌分界，可第一，它們並不比喜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義；第二，也並未成為東西交往的屏障，怎麼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橫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很煩心，時不時糾結於自己姓「歐」還是姓「亞」。
所以，與其說「亞洲」是一個天然的地理單位，不如說是人為的認知單位（當然嚴格說起來，其他「洲」也是）。製造這個亞洲概念的，是它的鄰居—歐洲。
「亞細亞」（Asia）一詞來自古希臘語，意思是東方。這個「東方」最早僅指希臘毗鄰的所謂小亞細亞地區，後來逐漸擴大，變成了涵蓋地球上近三○％的陸地面積、超過六○％人口的超大區域。在歷史沿革中，「亞細亞」又包含了「中東（又叫近東，此概念還含北非）」、「遠東」等次區域。我們今天所說的「東亞」，就和「遠東」有較大重疊。經過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去殖民化運動，「遠東」這個明顯帶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概念，在創造它的歐美知識界，被逐漸拋棄，代之以似乎更為中性的「東亞」一詞（今天「遠東」大概只在俄羅斯還作為官方概念使用）。可是認真的話，東亞（East Asia）從詞源上講，就是「東方的東方」的意思，屁股還是坐在西邊的。
住在東亞的人本對「東亞」不明就裡。儘管早在十六世紀，歐洲傳教士就帶來「亞細亞」這個新鮮詞，也沒人說：好吧，咱是「亞洲人」或「東亞人」了。東亞人接受並自覺認同「東亞」標籤，也就是從〈脫亞論〉發表的那個時代才開始的。而這種身分的逐漸清晰，正是形成於和「歐洲」的互動。
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東亞」或者「亞洲」，並不是個單純的地理存在。伴隨著資本和殖民擴張，這個地域被賦予時間性，成為一個歷史和文明概念。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大概是最早把各大文明區域納入時間序列的人之一。這位唯心論者把世界歷史歸攏到一個「絕對精神」自我實現的階梯過程，而各大文明在這個過程中占有不同的位置。他認為，中國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開的兒童；近東文明（埃及、敘利亞）則像剛剛成長的少年，而且它們因為先天缺乏「自由意志」，所以停滯了，再長不大；希臘文明算是青年；而羅馬文明才代表人類歷史的成年。接下來，「絕對精神」在日耳曼世界的基督教文明那裡達到最高峰。黑格爾認為，最終所有人類歷史都要沿著這個路徑達致「自由」，無一例外。
馬克思（Karl Marx）一生受黑格爾哲學影響，他繼承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時間性，但對他來說，物質生產才是最本質的歷史動力，因此人類歷史是個生產力不斷進化的過程。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迄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雖然它最終會被消滅，但其他生產方式也必然先要被資本主義取代。馬克思把最為典型的前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命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其中由大規模灌溉需要而產生的集權性統治模式，導致社會過於穩定而缺乏發展動力。相對於黑格爾的全然蔑視，馬克思對亞洲的態度比較複雜。一方面他抨擊歐洲資本主義對亞洲的殘酷殖民，另一方面則認為亞洲只有藉外在衝擊才會發展出資本主義，並最終加速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滅亡。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裡，亞洲是專制、落後、愚昧、停滯的，反襯出歐洲的自由、先進、文明和進步。歐洲人對亞洲∕中國從讚美轉為批判，雖濫觴於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但十九世紀之前，還沒有誰把地理上的「亞洲」看作是人類「大一統歷史」中的初級階段，一個時間性的存在。此後，社會學鼻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也分析了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宗教，以論證為什麼「資本主義精神」只存在於奉行基督新教的國家。雖然韋伯沒有把亞洲作為時間概念處理，但和黑格爾和馬克思一樣，亞洲實際上是作為歐洲的反題（antithesis）來提出的。也就是說，亞洲存在的意義，在於證明歐洲何以是歐洲。一八八五年〈脫亞論〉，某種程度上體現著黑格爾以降歐洲思想中的這一「亞洲反題」。
從那時起，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地，一批接觸歐洲思想的知識分子才開始明白：「哦，我們是亞洲人。」其實相對於「脫亞」論，在明治中後期的日本，建構一個以日本為軸心的亞洲共同體，以拒斥歐洲殖民的呼聲，倒是有著更大的市場。日本近代的「亞細亞主義」，以種族對抗、文明競爭為核心，勾勒出一個反東方主義的東方主義幻象。這一思潮隨著日本國內與國際局勢的變化而逐漸走向政治舞臺，最終演變成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野心。但早期中國、朝鮮、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亞細亞主義」蘊含的鮮明的反抗意識，都曾受到過它的激勵。
二戰結束後，反殖民浪潮席捲全球。獲得獨立的新中國，堅定站在被侵害被壓迫的國家一邊，把自己的歷史命運和責任，自覺放在「亞非拉」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下。此時中國對「亞洲」的身分認同，既不是地理的、文明的、種族的，也不是意識形態的；「亞洲」是象徵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標籤。
「亞洲」本來是別人眼中的他者。但東亞人拿來這個概念，反客為主，把他者變成主體認同了。日本近代的「亞細亞主義」和中國的「亞非拉」革命觀，標誌著東亞人對「亞洲」概念的轉化和創造。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認定的「亞洲」也是以歐洲（或者「西方」）為反題的。當然這裡的歐洲∕西方同樣不是地理概念：「亞細亞主義」中的西方是種族與文明，第三世界理論中的西方代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這個漫長的轉化過程，在我看來，和所謂的「現代化」（日語中叫「近代化」）息息相關，它是內外合力的結果。不過，在歐洲中心視角的長期影響之下，〈脫亞論〉中「亞洲反題」式的自我認知，在所有東亞國家都曾經很流行。有一種對〈脫亞論〉的簡化解讀，就是把「現代化」和脫亞等同起來。直到今天，很多人還習慣以「愚昧、封閉、野蠻、專制」這樣大而無當的帽子來否定東亞的歷史經驗，其內在邏輯和「脫亞」一脈相承，甚至在智識上更為懶惰粗暴。在今天，為數眾多的中國、日本、韓國知識人已意識到，「東亞」這一蘊含豐富可能性的歷史載體，應該超越和歐洲∕西方相對的維度，超越近代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我們需要在更長的時間段、更廣闊的視野中，來檢視東亞（以及東亞中的每個國家和社群）何以成為自己。因此，探討「發現」（甚至可以說「發明」）東亞的軌跡，就是從一個新的角度，探討我們的現代命運是如何發生和展開的；今天的身分認同（不論是國家、民族，還是區域），又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被塑造的。
「東亞」的概念雖屬外來，卻嫁接在這個區域的內部資源上。而我們更熟悉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的概念看似內生，其實有很強的外來性和互動性。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現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