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中國的貪腐問題非常嚴重，但經濟成長也非常迅速。近年來，按大多數標準衡量，中國的腐敗程度減輕，但經濟成長也在放緩。
這或許並非巧合：越來越多研究暗示，在缺乏深層制度性改革和金融行業改革的情況下，一定程度的貪腐行為實際上可能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相當重要。
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政府的代表性政策之一就是迫使不守規定的地方官員受到約束。針對官員貪腐行為的大範圍嚴厲行動，幫助他鞏固了地位和權力。但切斷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替代管道可能讓小型、民營企業受創最重，這些企業在中國官僚系統中本就處於不利地位。而正是這些企業推動了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的爆炸性成長，因此，這成為一個大問題。
貪腐是出了名的難以衡量，不過，自習近平發起反腐行動以來，兩個廣為引用的指標——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貪腐控制指數（control of corruption）——都大幅改善。2011年，中國在世界銀行的貪腐控制指數中位列37%的國家之前，到2016年位列49%的國家之前，排名大幅改善。2011年至2015年間，因違紀受到處罰的官員數量增加了一倍多，高達30萬人以上。
甚至在習近平主政之前，學者們就已經強調貪污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奇怪關係。基本的論點是，當法院和市場等公共機制公平且運轉良好時，貪腐會損害經濟成長。反之，當官員與經濟成長存在直接利害關係時，適度貪腐可以幫助地方官員和企業，以便規避低效率的機制或不合理的監管規定。
《中國經濟評論》（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年的一篇文章著重於從企業層面看這種關係的運作方式。這篇文章的撰寫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發現，反映潛在貪腐活動的指標（指企業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天數）是銷售成長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對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而言。
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那些難以獲得融資的企業來說，這種影響被放大了——這是中國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嚴重偏向國有企業。這表明，除了反腐運動外，還有北京從2016年末開始嚴厲打擊影子銀行的措施，令經濟成長的動力問題更加複雜。在過去，民營企業可能已經找到了彌補資金短缺的辦法。但如今，官員們害怕越線。
更多近期調查也發現了類似的關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9年5月發表了一篇由白重恩、謝長泰和宋錚撰寫的論文，該文指出中國民營公司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得益於從當地政府領導獲得特殊交易，這讓他們要不是能夠打破正常規定，不然就是獲得更有利的資源管道。他們發現，政治關係越強的民營公司能取得越快速的成長，並且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
打擊貪腐的行動可能也以更不易察覺的方式削弱經濟成長。長期以來，學者們都強調，提升公共收入和成長的各種地方措施中，中國官僚模式是如何促進了競爭和試驗，直接影響到地方官員的政績。成功的試驗包括中國的經濟特區，政府中的不同派別都能以特區為由推行他們的政策，隨後並推廣至全國範圍。允許一定數額的賄賂以及可帶來非稅收收入的創意，比如建設許可費，能讓地方官員與成長存在直接利害關係，並削弱他們對改革的抵抗程度。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洪源遠（Yuen Yuen Ang）2017年在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這種官僚體制的「特許經營」模式。她還指出，許多在反腐行動中落網的地方官員，在倒台前都被認為表現出色。在《韓國時報》（Korea Times） 10月份一篇社論中，洪源遠說，她即將發表的市委書記職業生涯研究顯示，因貪腐指控而倒台的市委書記中，有40%在過去五年獲得了升遷。
習近平政府透過有效摧毀競爭派系，並重新調整地方官員的激勵措施，讓他們不再與成長和創業精神掛鉤，而是轉向嚴格遵守北京指示，政府無意中可能也削弱了「前習近平體制」的一大優勢：創造力。
過去不受約束的地方官員也製造了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過度投資和鬆懈的環境監管措施。在應對這些問題上，習近平政府的措施一直很有效。然而，代價很巨大，尤其是中國缺乏功能健全的市場和公平的法庭，無法幫助最好的公司獲得資金、挑戰不公平的監管法規和抵禦掠奪性國有企業對手。
一個非常清廉的中國官僚體制，帶來的問題可能與其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文／Nathaniel Tap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