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這個訪談中，他舉了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一個父親要小孩犧牲週末遊玩的時間，去鄉下拜訪祖母。
如果這個父親是威權的父親，直接下命令要求小孩去拜訪祖母，那麼最少這是一個可見的、明確的威權，是可以反抗的。
但如果父親說：「你知道的，我無法強迫你去拜訪祖母，但她這麼愛你疼你，去看她是個好事。總之，看你自己決定囉！」突然間這變成一個社會壓力，而且是沒有威權對象可以反抗的，小孩只能夠吞下所有心理上的不滿和壓力，自己做出決定，不管最後是去還不去，都已經在心靈上留下一個包袱。
我仔細咀嚼著齊澤克教授深入淺出的分析，回想著在矽谷生活時那些我們錯過的寶貴溝通時刻，看著現在電視上那讓人作噁的金髮橘臉，環顧四周巴黎咖啡座裡交換的那些沒有惡意的玩笑，和走在聖日爾曼大街上談笑風生的黑白情侶，深深地慶幸自己在四年半前做出了一般人不會做的選擇，離開矽谷來到巴黎。
明年換我們了。不管是左傾右傾，我們將針對各種議題高聲辯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然後不論結論為何，我們都將攜手阻止瑪琳・勒潘成為下一任法國總統。
*作者為台灣大學電機畢業，在台灣、矽谷和巴黎從事IC設計超過十年，包含創業四年。在巴黎工作期間於HEC Paris取得MBA 學位，轉進風險投資領域，現為Hardware Club合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