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妥善處理全球金融危機，盡可能降低危機再爆發的風險，我們必須奉行經過協調、前後一致的方案，根據危機的個別成因對症下藥。我們必須減債、糾正過度的經濟失衡、扭轉金融化趨勢，並且藉由縮減福利計畫和為未來的福利支出準備充足財源，控制福利支出的成長。但各國執政者因為擔心經濟崩盤和在選舉中失利，盡力規避這些必要的變革，一如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好萊塢男星艾羅爾‧弗林（Errol Flynn），不願因應財力衰退的事實改變支出習慣。
各國政府選擇權宜之計，壓低利率並增加公共支出（靠發行公債或向央行借錢支應），藉此刺激需求。製造出危機的政策，結果成為解決危機的方案，這呼應了維也納評論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說法：精神分析本身是一種病，但偽裝成一種療法。政界和央行官員選擇賭一把，假定經濟成長和較高的通膨終將解決問題。
結果，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和民間債務總額不減反增。在2007年至2014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兆美元，對GDP的比率增加了17個百分點。截至2014年中，全球債務為199兆美元，相當於全球年度GDP的286％。相較之下，2007年時全球債務為142兆美元（相當於GDP的269％），2000年時為87兆美元（相當於GDP的246％）。
在此期間，如果看實體經濟債務（家庭、非金融企業和政府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沒有一個主要經濟體是下降了，開發中經濟體也只有五個是下降了。相較之下，14個國家的總負債對GDP比率上升逾50個百分點。負債對GDP的比率超過200％的國家如今超過20個，日本以400％高居第一，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澳洲的負債對GDP比率，分別為233％、221％、252％、188％、280％、259％和213％。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和韓國的負債對GDP比率，分別為217％、120％、128％、65％、133％和231％。
2007年至2014年間全球增加的債務，有一半發生在開發中經濟體。期間中國債務飆升，從2007年的7兆美元，增至2014年的28兆美元。
企業、家庭和政府的債務全都增加了，只有已開發國家的金融業降低了負債。企業借錢不是為了投資，而是為了買回自家股票或收購其他公司。家庭債務約74％為房貸，在80％的國家是增加了。風險指標，例如負債對所得比率、償債支出占所得的比率，以及房價變化等顯示，加拿大、荷蘭、瑞典、澳洲、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家庭面臨負債過重的危險。
在2007年至2014年間，政府債務增加了25兆美元，達到58兆美元。有10個國家的政府債務對GDP比率超過100％，包括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日本政府的債務對GDP比率超過240％。因為經濟成長緩慢、通膨率偏低，加上政府入不敷出，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日本和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務對GDP比率預料將上升。在這些國家當中，政府債務多數已增至不可持續的水準，如何降低或何時降低目前並不清楚。
債務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於全球經濟上方。
失衡的，依舊失衡
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失衡的情況至今未變。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失衡的情況起初略有改善，但那是因為經濟成長放緩、民間和公共投資大減，而不是因為改革有成。德國、日本和中國，仍然不願意改變仰賴出口和巨額經常帳盈餘的經濟模式。
但是，替出口買家融資的策略，顯然是有問題的。當買家陷入經濟困難時，債權人將被迫借出更多資金給買家，以求保護既有投資的價值，並防止買家的貨幣或證券貶值。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等國家發現，美國經濟惡化、主權信用評等下跌、美國公債和美元貶值將損害它們的利益。中國總理溫家寶2008年表達了中國的憂心：「美國金融部門發生任何問題，我們都會擔心中國的資本是否安全。」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和英國的銀行和投資人發現，他們因為借錢給風險日高的歐豬五國，也承受了類似的危險。他們憤怒地拒絕寬免債務的呼籲，將借款人說成是想要毀約、不道德的乞丐；債權人不願承認自己因為沒有審慎考慮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做了不明智的放款決定。
有些人以為歐盟慷慨提供新貸款以拯救借款人，但這種印象是錯誤的。這些新貸款絕大多數落入原本放款的銀行和投資人手裡，而非真的由借款人拿去用。以希臘為例，該國拿到逾2,000億歐元的新貸款（約為GDP的125％），但其中只有約11％是直接替希臘政府融資。德國、法國、荷蘭和西班牙參與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賽普勒斯的紓困計畫，主要是因為它們有必要保護本國的銀行和投資，但它們未來可能因此蒙受更大的損失。
2015年初，信貸助長美國人消費的情況又再度出現：消費對美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創下2006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以來的最高水準。美國的進口恢復成長，儘管進口的能源價格大跌，美國貿易逆差仍接近GDP的3％，邁向經濟衰退之前的高點6％。德國和中國的貿易順差居高不下，兩國繼續輸出資本，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仍未糾正。
大到不能倒不減反增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大到不能倒的銀行規模不減反增，而且市場勢力比以前更集中。這是因為當局強迫一些業者合併，法規偏袒較大型的銀行，而且政府在國際上宣傳這些「國家冠軍企業」。顧客因為覺得大銀行較安全，而選擇使用其服務，另類資金來源減少，以及較小規模的業者競爭力衰減，也都增強了這些大銀行的地位。
之前必須靠政府拯救的銀行，如今是政府關鍵的資金來源，而它們往往是在央行協助下替政府融資。截至2014年，政府公債占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銀行資產的比例，分別約為24％（逾4,000億歐元）、41％（約3,000億歐元）和15％（約2,400億歐元）。
決策當局規避根本的改革，選擇引進錯綜複雜且成效可疑的資本、流動性和交易控管措施。有些措施，例如規管金融衍生商品和大銀行的新法規，引進了複雜的互聯關係和新的系統風險。
2013年6月，英國央行總裁金恩表示：「銀行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監禁，或純粹就是太大，對我們的國家是不利的。」但是，政府的支持（保護存戶和債權人）、有限責任制度（保護股東）、追求利潤極大化，加上金融業人士的績效獎金，繼續鼓勵大銀行奉行「理性疏忽」（rational carelessness）的文化。
除了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之外，大到不能倒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愈來愈受矚目。基金業管理逾87兆美元的退休和其他儲蓄，規模約為全球銀行體系的四分之三，相當於全球年度GDP的150％。最大的十家基金公司管理逾25兆美元的資產，當中最大的貝萊德（BlackRock）管理逾4兆美元的資產，規模超過最大的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這是一個旨在防止金融危機的國際論壇組織，在2015年1月的一份諮詢文件中指出，大型基金公司可能造成系統風險，或許必須接受較嚴格的規管。基金業的說客憤慨地指出，基金公司與銀行不同，並非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一如基金公司在其宣傳資料中慣常指出：過去如何，並不保證未來也將如何。
政府也訴諸財務伎倆
企業和政府繼續運用財務工程，掩飾真正的財務表現和情況。為了在艱難的環境中維持或增加盈利，企業重組結構和財務，就是沒有改革實際的業務。它們積極從事併購；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來，美國上市公司總共買回近2兆美元的自家股票，往往靠低成本的債務融資。股票回購推高了股價，如今占股市交易額的比例愈來愈高。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國家的政府也訴諸財務工程來處理經濟問題。歐盟便試用一些複雜的財務手段，那原本是金融業者用來將住宅房貸打包成證券的方法，替成員國紓困計畫和抱負不凡的基礎建設計畫融資。這是為了克服資金不足的問題。
政府也用「創意會計」手段。在歐元推出之前的一段時期，義大利和西班牙做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交易，據稱是為了壓低帳面上的債務。如今，一些國家的政府會利用帳外的手段，並經常延後支付某些款項，以求掩飾真實的債務負擔。政府向來會少報負債，例如會忽略醫療、老人照護和退休福利計畫下的政府負擔，因為政府往往尚未為這些未來的福利支出找到確定的財源。為了克服沒有資金可用來增強銀行資本的問題，西班牙政府便訴諸會計手段，同意銀行利用價值300億歐元的政府稅收損失來增強它們的法定資本。歐盟致力尋求藉由增加資本準備改善銀行的償付能力，但在此同時，西班牙決定用一些財務伎倆，而它們對銀行增強承受虧損的能力幾乎毫無作用。
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費盡心機，就是希望避免承認他們借給歐元區成員國的部分紓困貸款收不回來。德國總理梅克爾曾經向國民保證，德國不會因為參與希臘紓困計畫而蒙受任何損失。2012年11月，梅克爾得以兌現承諾，辦法是同意希臘重組相關債務，壓低利率至最低水準，並將還款日期延至很久以後；這一切都是為了維持可以收回貸款的假象。當局甚至曾經考慮，將貸款利率降至零，而且不設定到期日，藉此避免立即承受損失。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一段時間裡，一些國家的政府向央行借款，並支付利息給央行。這些利息成為央行的盈利，央行以分紅的名義將錢退還給政府。政府因此得到額外的收入，公共財政得以改善，但這一切都只是騙人的財務伎倆。
儘管人們不時會哀歎福利詐欺和中產階層的福利，福利改革至今仍舉步維艱。希臘、葡萄牙、愛爾蘭和西班牙，為了獲得歐盟的紓困援助，被迫接受削減福利的條件。法國和德國嘗試提高退休年齡，但因為公眾反對，被迫淡化或放棄改革。即使改革得以實現，這些溫和的措施，也將需要數十年才能奏效。強迫勞工延後退休，是假定他們適合繼續工作下去，而且有工作可以做。實際上，這種措施將導致一些老年勞工領取失業或殘障救濟。而且，如果他們繼續工作下去，將會搶走年輕勞工的一些就業機會。
當局應付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實際上加重了退休金和其他福利計畫資金不足的問題。零利率或極低的利率壓低了儲蓄的報酬，令資金短缺的情況變得更為嚴重。安全的投資（例如政府公債）報酬微薄，迫使退休基金和退休人士投資風險較高的資產，致使他們更容易蒙受損失。世界各地的從政者都不願意告訴選民，「天賜資源用之不竭」的年代已經結束了。
眼下各國政府對選民撒謊，不願坦誠說明經濟問題的嚴重程度、沒有無痛方案的事實，以及可用的糾正措施的代價。盧森堡首相暨歐元集團（Eurogroup）主席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曾異常坦率地表示：「我們全都知道該怎麼做，只是不知道在做了這些事之後，該如何勝選連任。」
愛爾蘭文學評論家薇薇安‧瑪西爾（Vivian Mercier）注意到，在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創作的戲劇《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中，什麼都沒有發生，而且兩幕都是這樣！弗拉季米爾（Vladimir）和愛斯特拉岡（Estragon）無所事事地消磨時光，空等果陀到來。眼下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則是在空等復甦到來。一如《等待果陀》中的兩位主角，他們假裝自己掌握情況，但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影響局勢的能力相當有限。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經濟，有如貝克特荒誕劇的情節。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停滯的年代》一書第2章。作者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榮獲彭博（Bloomberg）遴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50位金融思想家之一，曾經預測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許瑞宋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