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天安門廣場的閱兵，是自中共建政7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出的自主研發項目最多，且展現大批「非正規」型武器，這些武器裝備，體現解放軍從1990年代開始發展的「超限戰」特色，而台灣在觀察此次閱兵過程中，能否體認到安全政策問題以及戰爭風險的增高，是未來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
從劍指台灣到較勁美國
觀察近30年的天安門閱兵，我們從1999年、2009年､2019年三次閱兵來看，其性質與針對目的，已經有很大的差異。1999年天安門閱兵，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成長下」所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化部隊意義」的閱兵，也是為了因應當年7月，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後的首次「亮劍」，展出的新武器項目少、實驗性強，具備威脅能力的，是剛剛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出現的東風-15型戰區彈道飛彈（TBM），以及99型戰車原型車、96型戰車原型車等新品，而空軍則展示了剛剛與俄羅斯交易、授權生產的Su-27型戰機。即使已出現能威懾到日本、關島的東風-31型洲際彈道飛彈，是否具備實戰能力也受質疑。從1999年閱兵的武器列隊觀察，目標明顯劍指台灣。
而2009年天安門閱兵，解放軍已在自製武器上獲得許多突破，尤其是二炮部隊（戰略飛彈部隊）引發世界注目。包括已改良的東風-31甲型洲際彈道飛彈、東風-21丙型中程彈道飛彈、長劍-10型陸射巡弋飛彈，以及鷹擊-62型艦射巡弋飛彈，解放軍展現了戰略軍力的迅速發展。而這些長程武器，最遠的東風-31甲型，已可威脅到夏威夷，北約、第二島鏈內的戰略目標，這是2009年閱兵最大特徵。其針對台灣的部分，僅有已經開始量產的99式主戰車、96式主戰車，05式兩棲突擊車、03式傘兵戰車、殲-10戰機等新裝備。這時對台「亮劍」，還是以傳統空降、登陸作戰為主，對台灣的威脅是傳統性軍事壓力。
而2019年的天安門閱兵，解放軍戰略目標已經有巨大改變。首次展出的東風-41型洲際彈道飛彈、巨浪-2型潛射彈道飛彈，其射程已經能涵蓋美國東岸，威懾美國全境。而讓美國軍事觀察家相當震撼的，是解放軍先於美軍提出了極超音速（Hypersonic）彈頭載具的東風17型彈道飛彈，此種飛彈完全是為了挑戰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NMD）而來，若其作戰性能真如坊間傳言一般，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防禦系統都將形同虛設。故在閱兵結束之後二天，美軍立刻在太平洋馬紹爾群島展示一次攔截洲際彈道飛彈的反飛彈演習。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而對台灣威懾部分，比重已大量地減輕。傳統威懾的主戰戰車、輕戰車、兩棲突擊車、傘兵戰車依舊，但對台具有立即威脅性、射程超過200公里至300公里的長程火箭，都是最新的對台「非對稱」武器。從今年的閱兵表現可看出，解放軍已突破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的技術限制，僅能用戰區彈道飛彈來應付台灣——多樣性的陸射型、海射型與空射型巡弋飛彈，都已批量生產，且射程大幅提高，精準度大增，對台灣呈現壓倒性優勢。而其展示的戰略武器，又成為威懾美國、拒止美國介入台海衝突的戰場利器。
台灣缺乏無人機「接戰準則」
但綜觀此次閱兵，對台最具威嚇性的武器，應屬「無偵-8」型高空高速偵察機，以及「攻擊-11」型匿蹤無人攻擊機。這類型的「超限戰」武器，對台灣是相當新的戰術領域，台灣長年準備了傳統型作戰準備，為此花費大筆國防預算，但遇到此種非常規的「超限戰」武器，恐將面臨困境。
以無人機戰術來說，雖然近年來無人機的運用，已在中東戰爭中得到不少印證，但對台灣而言，因沒有實際接戰經驗，故對無人機的戰略與戰術，都還在摸索階段。例如：無人機在航空法的法律人格為何？與有人機的法律身分界定為何？擊落、攔截無人機和有人機的「接戰準則」為何？這在國際法層面都有許多尚未碰觸的地區。也因無人機的發展日新月異，但因應的戰術、戰略與法則趕不上進化。故世界軍費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沙烏地阿拉伯，在9月14日遭受了無人機對其油田的攻擊，其精密的傳統防空系統，完全失去作用，原油產能損失一半以上，導致國際油價動蕩。而此次使用的無人機，還包括混雜在機群裏，無法定義其為無人機或是巡弋飛彈的非常規武器，都是相當便宜、科技層次很低的裝備，竟然能深入沙國境內打擊其經濟核心，震驚世界。
若將情境轉到台灣，解放軍在無人機的發展上遠勝於此次攻擊沙國的伊朗和葉門，能夠高空高速飛行的「無偵-8」，一旦天天飛越台灣領空，台灣軍方該如何處置？能夠打下來嗎？以台灣目前的能力，攔截得到嗎？而台灣軍隊面對無人機，要如何修正「接戰準則」？如何處置才能在政治上與軍事上「不吃虧」？這恐怕是未來民選政府將要面對的頭號軍事難題。
即使向美國採購再多的F-16V戰機和M1A2主戰車，也不可能有效因應此種新戰術。台灣雖已部署愛國者3型和愛國者2+型防空飛彈，但它們對於捕捉高空高速和匿蹤無人載具也是束手無策。沙國的愛國者飛彈部署，遠較台灣密度來得高，都無法因應無人機，台灣現有裝備豈能應付科技水準更高的「非傳統型」無人機？
而如今，台海局勢已經劍拔弩張，軍事風險不斷升高。而蔡政府的「挾美抗中」戰略，其穩定性可能隨著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冷熱變化，而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台灣除了打美國牌外，還有什麼路可以解決這些非傳統性軍事風險？
應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事實上，在陳水扁政府時代，就已經提出過「兩岸軍事安全互信諮商機制」，並且在其選前提出的「國防報告書」中，列出了「兩岸軍事互信諮商機制」談判三階段：近程階段，在於「互通善意、存異求同」；中程階段，在於「建立規範、穩固互信」；遠程階段，在於「中止敵對，確保和平」。而在2004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陳水扁再度提出「一個原則、四大議題」政策，其中就包括「建立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防止軍事衝突」為主軸。對於「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陳水扁意願相當高，二任內共八次在公開場合提到，也曾在2004年末，令國安會研擬「建立兩岸軍事安全諮商機制」政策。只是後來因貪瀆案爆發，政治焦點轉移，民進黨遂無暇顧及「軍事互信機制」政策。
接續陳水扁的馬英九政府時代，在他兩個任期中，也在國安會層級進行「軍事互信機制」建立的討論，甚至已開始與北京方面溝通，也與美國之間達成默契。但由於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所有「對中國大陸協商」動作，都被政治性妖魔化，故也是不了了之。
而在蔡英文時代，蔡英文個人對往昔陳水扁時代的所有政治作為，都視為是民進黨執政的「創傷」，將馬英九時代在兩岸問題上的構思更定義為「親中賣台」，可能引起綠營不滿的「軍事互信機制」因此被拋到九霄雲外。但是，如果不積極進取，展開建構「軍事互信機制」建立的政治條件，則兩岸的軍事衝突和風險，將會在不受控的狀態下，持續惡化。如何在政治難局中，降低兩岸軍事風險，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是唯一可選之路。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48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