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論》在天朝壓迫下革新保港─人大釋法後的香港本土運動

2016-11-13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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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成為事實。北京已經肆無忌憚,以「中央權力」之名,長驅直入香港。(資料照,AP)

人大釋法,成為事實。北京已經肆無忌憚,以「中央權力」之名,長驅直入香港。(資料照,AP)

人大釋法,成為事實。北京已經肆無忌憚,以「中央權力」之名,長驅直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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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釋法的消息傳出,面對強權壓迫,身邊朋友都有無力感之嘆。我個人對此不太感意外,不是我已經麻木了,而是香港人應該能看通今次釋法,不過是這幾年來天朝治港格局的延伸 ── 北京既要緊握香港管治權,又要利用香港為其政權服務,就要用盡《基本法》下的「中央權力」,劃下一度又一度的權力紅線,方能兩者兼得;因此白皮書(重新劃定中港權力關係)、831決定(就特首普選劃下紅線)、以至釋法(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劃下紅線)等等,都是在這個劇本下,或遲或早都會出現的情節。真正令我慨嘆的是,青年新政的盲動冒進,既自行糟蹋了正面確立其路線的機會,也讓北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輕鬆劃下新的權力紅線。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首次以「核心」形容習近平的領導。(AP)
北京既要緊握香港管治權,又要利用香港為其政權服務,就要用盡《基本法》下的「中央權力」。(資料照,AP)

香港自治欠憲制性保障

主權移交十九年後,《基本法》的缺憾已經充分暴露。《基本法》所建立的自治制度,其根本問題是欠缺「憲制性保障」(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所謂「憲制性保障」,是指保障自治的憲制條文,用以防止中央隨意干預。例如,《奧蘭群島自治法令》(Act on the Autonomy of Åland)中,設有「奧蘭代表團」(Åland Delegation)的對等仲裁機制(由奧蘭議會和芬蘭中央政府各派兩名代表,加上奧蘭總督合共五人組成),和雙重修憲門檻(任何對奧蘭自治法令的修改,必須同時得到奧蘭議會和芬蘭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格陵蘭自治法令(Act on Greenland Self-Government)中,則確認了格陵蘭人為國際法下享有自決權的「人民」(People),並設有七人仲裁機制(由格陵蘭政府和丹麥政府各派兩人,以及丹麥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組成)。

《基本法》既未設有任何明確的「憲制性保障」(註),又讓全國人大掌握凌駕性的釋法權(第158條)和修法權(第159條)、以至中央政府握有緊急狀態宣布權(第18條),即等同說香港自治的實際範圍,最終取決於北京是否「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 ── 如果北京堅持單邊主義,全國人大除了釋法外,理論上亦可以修改任何《基本法》條文,甚至在一夜之間廢掉整份《基本法》。

香港本土派民眾6日走上街頭「反釋法」,抗議北京當局試圖藉由人大釋法,封殺具「港獨」色彩的立法會議員。(AP)
主權移交十九年後,《基本法》的缺憾已經充分暴露。《基本法》所建立的自治制度,其根本問題是欠缺「憲制性保障」。(資料照,AP)

以往民主派的設想,是一方面寄希望於「民主中國」,期望中國民主化後,會為香港自治帶來更大保障;另一方面則爭取與北京對話,希望建立中港良性互動關係。但隨著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這些設想都已經脫離現實。由於《基本法》並無有效的「憲制性保障」,當北京不再自我克制後,干預之手隨即長驅直進,香港幾乎無險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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