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書出版的第二個月，我同時接到台灣兩大報紙的專欄邀約，一個是《中國時報》時評版，另外是《聯合報》文化副刊。同時，《聲音與憤怒》竟然很快再版、成為一本被熱烈討論的書。逐漸地，我展開了寫作生涯，並且一步步飄移出學術軌道。
因為對強烈想要改革社會的我來說，當你批判權力、當你為弱勢發聲時，寫評論是一種游擊戰，尤其看到台灣公共領域的崩毀，自然會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是那微弱但有力的磚塊。
但這真的是一場與退潮的時代激烈的肉搏戰。當你想要以思想和文字介入這個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力量卻比你更為凶猛地反噬。
曾經在九○年代影響我們這代青年的所謂「文化評論」文類，此時幾近消失了，因為媒體沒有空間，不能孕育新一代的評論者。一位學長甚至開玩笑說我晚生十年，因為現在不流行這樣的文章。但問題不在於我是否生不逢時，而是整個台灣的危機：民主化辛苦地前行二十年，但我們的公共論述領域卻在成熟之前就已經蒼白了。
我只能持續地寫，甚至放棄了論文寫到一半的博士學位，摸索成為一個民間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可能。同代人中有許多出色的文學作者，但卻少人以寫評論作為志業。我似乎成為這個貧瘠時代中我同世代的倖存者。
而且，我的寫作走的一直是人少的路。我出版《聲音與憤怒》之前，很少人關注音樂與政治或抗議；我在報紙民意論壇版不是寫國際新聞就是寫本地社運等非主流題材；○八年之後，我開始寫中國的人權，寫許志永、劉曉波，成為台灣主流媒體幾乎唯一在持續關注這些議題的作者；又兩年後，我開始寫香港政治與社會。要到幾年後，這些問題才被更多人關注。
我只是幸運地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議題，並且幸運地有媒體願意刊登這些冷門題材的文章。但這是一條寂寞的路。
同時，我在新聞媒體上寫政治評論，也經常受邀在文學雜誌和文學副刊上寫文章，這也使我出現認同困惑：不寫小說、不寫詩、不寫一般認知的散文，但我會被稱為一個「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或者我雖然寫很多音樂文章，但我不太寫音樂專輯評論（也不懂音樂），卻常被稱為「資深樂評人」—我感到焦慮。
但正是這樣的跨界嘗試，讓我感到自由：在政治與文化╱音樂之間，評論與散文之間，寫作與行動之間。
在二○○七─○八年左右，我在台灣已經出版了第二本書《反叛的凝視》，時代又替我打開另一道門。
二○○七年左右，一位中國知名樂評人看過繁體版的《聲音與憤怒》，邀我在他擔任主編的《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中文版的《音樂時空》寫文章；不久後我也開始在《南方週末》副刊寫專欄、在《南方都市報》寫關於台灣的政治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