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彭明敏與蔡同榮的心結
美國領土廣袤，台灣留學生散居各地，追求自身的學術發展，但時日一久，還是會關心台灣故鄉的情況。所以我們除了建立同鄉會組織外，更意識到要幫助台灣脫離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透過政治途徑才有更大的機會，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如何成立一個能夠影響美國社會的組織，這個發想促成了FAPA的誕生。
這種思維從何而來？當時我們看到猶太人在美國社會非常活躍，在各行各業表現出色，更重要的是，猶太人對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擁有重大的影響力。猶太人為了保護以色列公共安全和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一九五三年成立「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的委員會」，後來改名為「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簡稱AIPAC），負責向美國政府進行遊說。
猶太人在美國社會的成功操作模式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和彭明敏、王桂榮、蔡同榮等人共同籌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以遊說美國國會為主要活動，因而有「台獨外交部」的稱號。
第一任會長選舉時，大家原本屬意海外台灣人的精神領袖彭明敏，但是他住西岸，不方便常駐華府，而我時任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本身又在美國政府工作，分身乏術，最後遂由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蔡同榮出任會長。我在一九八四年繼蔡同榮之後接任第二任會長，因為長時間主管FAPA的外交工作，所以一九九二年二月FAPA改組後，外交及社團聯繫的工作仍由我負責。FAPA的成立和初期會務的推動，蔡同榮算是第一主腦人物。
當時還有一批從事大學教職的台灣人組成「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NATPA），FAPA與NATPA連起來的台語讀音相當有趣，有人解釋為就是對國民黨「喊打（FAPA）邊打（NATPA）」，聽來雖然諧謔，卻帶有一點流亡人士的悲壯與自我期許。
我當選第二任會長後，任命蔡同榮擔任執行長，我們是高中同窗，加上同是台獨聯盟成員，所以處理會務毫無扞格，很有默契。在我任期過半時，台獨聯盟有意推舉彭明敏接任第三任會長，但因彭明敏一直不願承認獨盟曾協助他逃亡海外，造成他與獨盟之間的尷尬。
站在我的立場，我希望彭明敏和獨盟都能稍作退讓，我在公開談話時曾提出，彭先生能逃出台灣，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台獨聯盟只是其中之一。我以這樣的說法，試圖緩和彼此心結。雖然最後還是由彭明敏當選FAPA第三任會長，但是他和獨盟之間的心結始終未能化解。
彭明敏上任後，蔡同榮續任執行長，然而彭明敏對蔡同榮與獨盟的關係仍心存芥蒂，兩人關係漸行漸遠。後來，彭明敏甚至不讓獨盟的人參與FAPA的事務性工作，由於會長與執行長貌合神離，蔡同榮遂發動修改章程，設立常務委員會，將會務交由九名中常委共同決定，這個舉動被外界解讀為架空會長的權限。
一九八七年彭明敏連任會長，FAPA中常委裡有蔡同榮、陳榮儒、樊豐忠和我四位是獨盟人士，另五位非獨盟人士是彭明敏、王桂榮、徐福棟、丁昭昇和葉加興。一九八九年一月改選中央委員，獨盟和泛獨盟囊括三分之二以上席次，接下來在三月二十五日改選第三屆中常委，獨盟又拿下八席，有蔡同榮、陳榮儒、樊豐忠、李界木、羅益世、胡維剛、陳唐山，再加上與獨盟親近的張富美，最後彭明敏遂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率領幹部辭去FAPA會長職務。
這段歷史點出黑名單時期的海外反對運動，大家雖目標一致，但理念與手段卻難免不同。
FAPA與孟岱爾：開先例支持美國總統候選人
有別於僅具聯誼性質的同鄉會，FAPA的組織屬性與目標相當明確，加上成員多半是擁有美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的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s），所以向美國行政部門或國會進行遊說與陳情較為方便。當時我們除促請美國政府關注台灣實施全球最久的戒嚴令，恣意侵犯人權外，更進一步要求台灣政府釋放高雄事件的良心犯，我們的呼籲逐漸對美國政府產生影響。
FAPA成立後，因漸具成果，海外鄉親比較願意解囊贊助，許多海外社團更不斷加入，讓FAPA日益壯大，活動力更為增強。一九八四年我接任FAPA會長後，推動過幾項活動，包括支持孟岱爾（Walter Mondale）競選美國總統，促請美國國會通過譴責國民黨暗殺劉宜良（江南）的決議案。另外為了籌募政治活動經費，我們還向旅美鄉親募資購買旅館，用經營所得來支持FAPA的永續經營。
過去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獨裁統治與戒嚴，因美國的民主黨較為關心人權與民主議題，所以我們和民主黨的往來自然較為緊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孟岱爾到FAPA演講，針對台灣民主化問題提出幾項承諾，包括促使國民黨解除戒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調整歧視台灣人和違反人權的政策，他還誓言當選後要讓旅美台灣人免於國民黨特務的恐嚇。
這些承諾完全符合海外台灣人的訴求，為了表達支持，我們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辦「台灣人支持孟岱爾競選一九八四年總統募款餐會」，盛況空前。雖最後孟岱爾在大選中不敵雷根，但海外台灣人團體因台灣利益而集體支持美國總統候選人，FAPA算是開了先河。
台灣前途決議案與兩萬名移民配額
歷經長期的奔波與努力，FAPA的遊說活動更具效率，例如促請美國國會在《台灣關係法》中納入第二條第三項的人權條款，明定「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台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茲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更成功促使眾參兩院通過「給台灣兩萬移民配額」的提案；另外，美國參議院分別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案」和一九八九年七月通過「台灣前途修正案」，都是世台會和FAPA共同努力的成果。
旅美期間，我們亦曾協助國民黨當局處理「國際糾紛」，由於台灣漁民的捕撈海域遍佈全球，經常與其他國家發生海事糾紛，為了協助台灣漁民，我曾經前往印尼駐美國大使館交涉，促請印尼政府釋放台灣漁民及漁船，我的想法很單純，只要台灣鄉親有難就應主動協助，不能因政府無能而袖手旁觀，讓台灣人民的權益受損。
旅美期間，因參與外交事務，我逐漸被認定為外交工作的老手，我不但與美國國會、國務院人權單位，也和美國人權組織和教會組織建立出良好關係，美國政界高層如參議員佩爾（Claiborne Pell）、索拉茲（Stephen Joshua Solarz）、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還有後來擔任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等人都和我私交甚篤。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們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島內外獨派馬尼拉聯席懇談會」，但很多人因為國民黨的阻撓無法進入菲律賓，我和張燦鍙透過佩爾參議員向菲律賓強力交涉，最後才得以順利參加馬尼拉的會議。
提到佩爾，二○○四年我擔任外交部長時，曾到羅德島的Pell Center，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發展為題發表演說。而當時坐在輪椅上聽我演說的佩爾已垂垂老矣，我與佩爾這段台美情誼，歷久彌新。
＊作者為前外交部長。本文選自《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前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