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滋生了階級處境的思考與實踐方案。並也進一步驅動我們展開田野調查的「蹲點」。我們總是透過「蹲點」，在實際的作為中，開展從自我到他者的參與式觀察。當這樣的作為漸漸讓隔閡消彌，並產生親近的關係時，他者的故事便形成彼此共同的故事。這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的可能性。故事，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由說故事的民眾親自搬上表現的空間，稱做舞台。
所以，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它能帶來「革命的預演」嗎？或者，較為真實的情境，就是創造「對話」的場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徊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亞洲民眾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這將近20 多年來，相關於亞洲民眾劇場的交流。最早起始於法蘭茲 法農”Franz Fanon” 在「黑皮膚 白面具」中，對於西方以資本帝國出發，延伸的文化霸權的抵抗；並進而思考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文化「被殖民」或「自我殖民」的交錯現象與本質。歸根結柢，現代化的誘因與現代性的民族想像，是最終須被面對的問題本身！劇場，畢竟是生活與生命經驗的藝術表現，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的提升之外，並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不斷朝向共同體的方向，挑戰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空間的「場域」的可能性。
這「場域」有人的時間感具存期間，因此顯得必非只是一個固態的空間，而是流動的對話「場域」。這當然是有意思且相當關鍵的。主要在於，除了表演做為工作成果的一項重要元素之外，過程如何被共同完成，是劇場之所以稱之為劇場，並具備共同體性質的關鍵因素，幾乎無可稍稍忽略。亞洲民眾劇場連線在對應這個「場域」的同時，共同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場域」如何與「共同體」產生辯證關聯的要點。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交流是以表演呈現為主體，或以重視過程的互動為主體，又或兩相辯證產生的結果，才是得以被討論的課題。
因此，亞洲劇場連線是區域共同體在發生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話機制，既是「發生的」，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在區域對話的身體行動過程中，超越了個別劇場藝術家的參與，更有別於以國家作為單位的競比或動員。這樣的思維底下所形成的互動關係，是以參與者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做為考量基點。藉此達成區域共同體的彼此關照與看待。這同時，也在這前提下，針對表演與觀眾間的互動，展開對話式的交流。亦即，不僅僅展現演出成果，而且在觀眾面前，將形成演出的方法與美學並呈於公共空間，即劇場中。而後，與現場觀眾建構對話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