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觀點:李光耀時代的國慶演說

2016-11-08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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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史萊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威權政體能否延續,關鍵在於社會上不同精英是否有著共同恐懼、憂懼社會穩定不能維持、因而願意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主持大局。這種社會恐懼心理,正是過去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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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恐懼」如何成為政府認受性的重要來源,德國學者奧特曼(Stephan Ortmann)曾作相當詳細的分析。執政黨一直在強化國民的危機意識、從中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象贏取支持,並通過選舉得到認受。關於國家危機的論述有五類:一、共產主義思想在社會散播,會觸發草根動亂;二、種族衝突;三、 新加坡被迫獨立,國家細小,沒有資源與腹地,經濟生存基礎薄弱;四、恐怖襲擊;五、民主制度會鼓吹個人主義、撕裂社會。內容重點是國家很脆弱, 要生存就不能出錯(no error margin),為此權力必須收緊。這些論述深入民心,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慢慢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分。

最難克服的就是恐懼,無邊的恐懼。
關於「恐懼」如何成為政府認受性的重要來源,德國學者奧特曼(Stephan Ortmann)曾作相當詳細的分析。

政府所擁有的社會輿論影響力,造就執政黨的選舉優勢。新加坡學者陳思賢 (Kenneth Paul Tan)梳理當中四個優勢:一、擁有治國權威形象。社會言行受限、政府主導國家歷史的書寫,使執政黨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象;二、選民心態不利反對黨。選民既因政府強調生存與經濟,而著重實利、 政治冷感與保守,也擔心政府能憑票上序號查出他們票投反對黨而影響生活; 三、反對黨形象負面,既被認為治國能力與人才質素不及執政黨,立場也不夠鮮明,例如工人黨自我定位為替代政黨(alternative party)而非反對黨; 四、有利的選舉制度。例如,執政黨可以決定何時大選、比反對黨準備更充足。亦有批評指,政府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有利執政黨較易取得 國會議席。30但2011年的國會大選成了近年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嶺」。2011年大選後,奧特曼認為新加坡政治已起了重大變化,威權政治下的選舉不再徒有其表、開始有實質競爭(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恐懼」淡化 動搖威權統治

近年的轉變,反映執政黨的認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會中各種共有「恐懼」正在淡化、國家中央集權的必要性開始受到質疑。民眾或則認為國家經年發展,像共產主義思想盛行、種族衝突的威脅已今非昔比,對社會的控制可以鬆綁;或則認同國家生存基礎薄弱、恐怖襲擊的威脅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認為威權政治不是唯一出路。例如近年開始有人提議,應改立專門針對恐怖主義的法案,取代應用範圍更廣的內部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以 防政治打壓,或至少限制國家使用該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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