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治大學的紀念碑所致敬的對象不是他，而是在那場突圍戰役中犧牲了的本校學生。苑毓豐的名字，只是順便提及。
一九四四年新兵張思之所敬佩的苑連長，沒有死在印度的抗日戰場上，卻死在自己的土地上。遼寧本溪人苑毓豐帶著學生突圍而陣亡的時候，大概就是年輕審判員張思之在一個嶄新的中國被調到「審判委員會」從「跟大夥一塊吃大灶變成同少數人吃中灶」的時候。
張思之律師
一九四九年之後，律師張思之所辦過的案件，我這個在民國遺緒中成長的境外人讀來驚心動魄；夜裡翻卷，覺得寒氣逼人。這不僅止於當他在談「兩案」時所揭露的體制內在骨架，也不僅止於他在有所覺醒之後對於盡律師責任一次又一次的飛蛾撲火，更在於他滄桑識透之後，如何手持歷史的手術刀，拿自己當標本進行解剖。
如果我的靈魂不潔淨，如果我的軀體不美麗，那麼至少一把春秋手術刀可以告訴你這一切是為什麼。
他所辯護的案子，幾乎都是失敗的。每一個案子的失敗原因，都是令「正常」社會裡的「正常」人覺得匪夷所思的原因。每一個案子的陳述，都像卡夫卡和卡繆的荒誕、扭曲變形、超現實小說。差別在於，卡夫卡和卡繆的小說，再怎麼沉重，你的靈魂是可以下課的，下了課就去看場電影、喝杯咖啡，說個笑話，不妨清狂；律師張思之的經歷敘述，每一個轉身都讓你聽見暗巷裡掐住的呻吟，每一次閉眼都讓你看見血淋淋的侵犯，使你成為良心的囚徒－－因為他邀請你一起看見了他所看見的，你就跟他一起進入了一個囚室，一個上了鐵索、沒有鑰匙的囚室。
在這個囚室裡深深讓我困惑的是，文明的進和退，究竟有沒有邏輯？
張思之出生在一九二七年。《中國救荒史》統計一九二零到一九三六年之間，自然災害總共有七十七次，水災、旱災、蝗災、疫病等等，而往往一年之中又可能有多種災害同時併發，十六年中保守估計死亡的災民大概高達一千八百多萬人。連年戰爭，更使得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在沈從文的筆下，由於軍閥的南北征戰蹂躪，幾乎沒有一個農村不是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的。災荒加戰爭，張思之的出生時代背景就是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的電報所描述：「甘肅各地，連年天災兵禍，田廬毀沒，村落焚毀，樹皮草根，俱已食盡。人相爭食，死亡枕藉; 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種，又缺耕牛，廢時不遑，失時誰計? 雖有活壤，終成石田，似此情勢，將坐談春耕，無望秋收。災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在百萬以上，哀此邊民，甯不同歸於盡!」
在饑荒和戰亂中，你說，文明哪裡有條件往前走呢？可是文明的進程卻偏偏沒有停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