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史把奪權成功前的歷史分為三截，1927——1937年被稱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間隔了個八年抗戰，1946——1949年則稱作第二次土地革命戰爭即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誰？主要是解放被剝削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口號是消滅地主階級，剝奪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實現「土地還家」、「耕者有其田」，武裝奪取政權的軍隊由農民的子弟組成叫「解放軍」，稱謂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土地革命使廣大貧苦農民當了主人，地主階級、鄉村富裕農民及其子孫淪為新社會的敵人、賤民，於是人民感謝黨感謝毛。但是，新區土改還沒結束，合作化運動便啟動了。合作化是蘇俄革命的發明，中共借鑒，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實質是消滅土地私有制，土地國有即土地布爾什維克所有——黨有，即以國家強力剝奪所有農民的私有財產。人民公社則是這種剝奪更加極端的制度表現。合作化、統購統銷、戶籍制不僅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大型農具、耕牛、騾馬，還剝奪了農民的糧食生產、消費支配權和遷徙自由。
農民名義上是「主人」，事實上淪為奴隸，國家成為管制數億農民的特大地主。革命承諾的目標與結果為什麼背道而馳？為什麼要革命，革命為了什麼為了誰？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誰？盧躍剛的研究結論是：包括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少數人利用大多數人的名義、少數人獲利，少數人借助暴力動員、壓迫、剝奪多數人的革命。革命的主力——農民在革命成功後的悲慘處境，以及土地制度即產權制度的變遷是兩條觀察、認識革命性質的線索。在革命的華麗口號背後，是「為奪權/掌權而打糧」的財政邏輯。
其二：「救贖說」。
本書從趙紫陽的角度，對大饑荒史實作了確鑿記錄。盧躍剛通過大量史料，確認了顧准原創「糊口經濟」概念的思想史價值，以及他用這個概念和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對大饑荒成因的解釋。這是當代中國史不可回避的慘烈一幕，與改革開放有必不可分的邏輯聯繫。作者根據它對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尤其是鄧趙的研究，提出了改革家「心理動因說」——「踐諾（實踐而不是踐踏30多年前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政治承諾）——救贖（反省罪錯，啟動良知，回到人道主義立場，進行經濟、政治改革，實現自我救贖）」。關於救贖，作者提供了1980年10月鄧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企業家朱傳榘所說的「共產黨犯了很多錯誤，欠人民很多，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等若干條證據。
鄧是毛禍國殃民罪責的近距離目擊者，本人也難脫干係；他是毛的償債人。鄧非毛，在鄧的執政理念背後，有三大反思：一是大饑荒；二是反右；三是文革。大饑荒欠下巨債，必須償還，為此發展經濟是第一位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知識份子，反右不能再搞，但須為自由設限，不能縱容對執政者的挑戰。更不能搞文革大民主，天下大亂，談何救贖？趙也是救贖者，但他從救贖走向了更徹底的改革。他主持經濟、政治改革時期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有憲政民主思想和改革目標的威權主義者（主要為鄧趙之間的權威依附關係所決定），六四下臺被軟禁，通過閱讀、交流、思考，反省歷史，總結改革得失，成為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憲政民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