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社會學家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在其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中曾諷喻自己在當代社會裡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為薩依德自傳的英文書名，本意是指對1948年之後便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和薩依德家族而言，在地理及心理上的失落與錯置感，中文版譯者彭淮棟先生原先就是以「格格不入」一詞作為該書譯名）。
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失落與錯置感受，係因薩依德雖於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但12歲後便被迫遷住在開羅與黎巴嫩，作為一個基督徒卻成長於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世界裡及接受英美的殖民式教育，開啟了他格格不入的童年。這從他的姓名便可一窺端倪──不知出處為何的阿拉伯姓氏薩依德（Said），以及十足英國式的名字愛德華（Edward）。其後，不論是在美國普林斯坦大學和哈佛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1953-1963），還是1963年後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他發現即便他已取得美國護照，但他的中東臉孔和巴勒斯坦身份，讓他永遠也無法真正融入西方世界。
直到1967年中東戰爭，薩依德回到故鄉巴勒斯坦，他才體悟到所謂的「身份認同」其實就是一個多元、變動的歷程，過往所有地理與心理上的格格不入，猶如不和諧和音一般，但正是在如此不和諧的音律中才呈現出他一生的獨特樂章。至此，他才了解到自己阿拉伯與美國各占一半的身份，正是他能為自己的祖國巴勒斯坦發聲的使命，而成為當代巴勒斯坦重要的國際代言人。
這樣的生命轉折，讓薩依德發展出一套非常獨特的「知識分子論」的見解，並在1993年英國BBC國家廣播電台的李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這是自1948年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肇始的英國廣播節目）中，發表一系列有關「知識分子」的演講，主題便定調在：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人、和攪擾現狀的人（outsider, 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當然，這並不是薩依德的控訴，而是他從自身的處境及其轉折，延伸出來對當代知識分子的期許──格格不入。換言之，必須跳脫出其身處的時代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具備自我邊緣化的特性。
哲人斯言，猶如振聾發聵般地道盡當代知識分子的窘境，因為在當今這個早已過度資本化的社會結構裡，又有哪個領域或哪位學者真的願意自我邊緣化，刻意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以維持其自身的獨立性，為社會深層的良知發聲呢？即便真的有些領域或學者被現代主流學術發展所邊緣化，恐怕也不是自出這個學術領域或學者的自願，相反地，它或他更可能是被主流價值排擠之後，不得已而被迫接受這樣的邊緣化處境。如同薩依德一樣，他一開始也是因為他的出身與或教育而被迫與每一個時代或文化格格不入，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像薩依德一樣，從被迫的邊緣化中，進而體認到邊緣化才是知識分子的本質，而且更進一步地自我要求邊緣化呢？
台灣通識教育的處境，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而通識教育裡的教師們，更長期處在高等教育的邊緣地位。
雖然歐美各大學推動通識教育行之有年且成效卓著，其中如美國名校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等，更是以其博雅的通識教育內涵而聞名於世。但是在台灣，從民國73年開始推動通識以來，通識教育便一直是大學教育裡最邊緣化的課程。遠的就不說了，那種讓不同學院的學生修習一、兩門其他學院的課以權作通識的時代，大概就只是虛應故事的通識教育而已；即使後續有許多學者大力倡導通識而逐漸提高通識教育的學分數及其較完整的課程架構，但是也沒有真正改變大學教育裡的主政者（公立大學的校長或私立大學的董事會）對待通識的心態，更不要提大學裡大多數專業系所的教授們，他們對通識自始至終便抱持著嗤之以鼻的輕蔑態度了。
於是，主掌通識課程業務的通識中心，在許多大學裡根本就是行政部門的下屬單位，沒有專聘通識教師的情況下，只好請專業系所的教授們來兼任開課，然後又回到那種「把專業課程簡單化就是通識」的課程架構；當然，也有很多大學是聘有專責的通識教師，但是有趣的是，這些通識教師在大學系統裡，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群沒有專業學術能力的教師，所以只能開設通識課程。雖然仍有一群為數不少的通識老師，在各個不同的大學裡努力教學與宣揚通識理念，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仍舊撼動不了台灣高等教育的主政者及絕大多數專業教師的成見。
通識教育、通識課程及通識教師，在台灣的大學系統裡一直處於邊緣角色，早已是既成的事實。以教育部推動的大學評鑑為例，更可以明顯看出通識教育及通識教師的卑微地位。
最早的通識評鑑，是教育部顧問室的「通識教育評鑑先導計畫」，分別於2004年針對獲得研究卓越經費評鑑補助的7所大學、2005年針對9所師範院校、及2008年針對獲得研究卓越經費補助的11所大學進行訪評，不過可惜的是，所有評鑑結果僅為參考性質，並不具任何獎懲機制。換言之，這些接受通識訪評的大學，原本也只是把它當成履行教卓計畫的一部份義務而已，倘若真有某些大學認真準備這次的通識評鑑，所爭者大概就是面子問題罷了。至於真正把通識教育當成高等教育的核心精神的大學，恐怕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第一週期的系所評鑑（2006-2009），雖然高教評鑑中心一直強調尊重各大學的自我定位，但是有鑑於評鑑結果與各大學的獎補助款甚至招生名額息息相關，使得所有大學莫不卯足全力來「準備」評鑑。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由於這一波的大學「系所評鑑」並未將通識納入訪評內容（此時的通識僅為大學「綜合校務評鑑」裡，隷屬在教務系列的一個小項），所以在這四年的評鑑週期裡，各大學的通識教育突然大幅萎縮，無論是經費設備、課程架構、或教師人數規模，盡皆如此。以筆者任教的大學為例，當時便是把所有通識專聘教師全部移轉聘至各系所，其理由便是「避免浪費了師資名額」。
這樣的伎倆當然瞞不過諸多評鑑委員的眼睛，再加上通識學界的大聲疾呼，終於在第二週期的系所評鑑（2012-2016）裡也把通識教育納入，正式定名「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於是，通識教育的經費、設備、學分和教師員額，通通都回歸通識中心了。對各大學的主政者而言，他們好像開始關心起通識教育，只不過，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覺得通識教育變得重要了，而僅僅只是因為教育部把通識納入評鑑內容而已。
這兩週期的大學系所評鑑，把台灣的大學系統攪擾混亂、弊端叢生，許多學界大老紛紛出面呼籲終止大學系所評鑑。終於在2017年2月8日，教育部長潘文忠正式宣布：教育部自今年起停止辦理系所評鑑，回歸由學校依專業發展自行規劃，以真正落實大學自主治理精神，各系所確保教學品質的機制也將融入未來校務評鑑項目之中。至此，為期11年的系所評鑑政策終告結束，而進入了各大學「評鑑自主」的新時代。
對於這樣的結果，各大學的系所主管與教師莫不額首稱慶、高呼德政，除了通識教育。因為，對通識教育的主管和教師而言，他們都心知肚明：沒有教育部評鑑的加持，通識教育又要被各大學的主政者打入冷宮了。再以筆者任教的大學為例，自2017年後，通識中心表面上看似因為大學深耕計畫被賦予諸多業務工作而蓬勃發展，但其中為配合各項計畫而隨意變動的課程架構，早已逐漸喪失原有的通識理念與精神；而且，通識專聘教師逐年轉移至其他系所，真正執行通識課程架構的教師愈來愈少，甚至今年（2019）年敝校校長在一次「招生會議」中直接宣布要將通識中心虛級化，不需再有專聘教師。由此可知，台灣通識教育的寒冬已正式來臨。
有意思的是，這兩年來一直有許多關心通識教育的學者呼籲恢復通識教育的評鑑，似乎當所有學術主流思想一致抵制評鑑所帶來的惡果時，通識教育卻反其道地渴望被評鑑。但是，這個訴求很奇怪嗎？其實，如果讀者朋友們了解前述通識教育在台灣高教體系裡被邊緣化的角色地位，那麼對這個通識評鑑的訴求大概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因為所謂「恢復通識評鑑」，其用意也不過是利用一點點評鑑的手段，要求各大學的主政者必須正視通識的重要性而已啊。
只是這樣的訴求，對於長期被忽視的台灣通識教育而言，終究不過是短期治標的手段罷了。對此，筆者的疑問是：相較於薩依德從巴勒斯坦身份的格格不入，最終體認到知識分子自我邊緣化的重要性格，台灣通識教育的先進前輩們，您們體認到自己在學術界裡邊緣化角色的重要性了嗎？還是不甘於被邊緣化而拼命想透過評鑑制度擠進主流學術圈裡呢？
或許，我對台灣通識教育的發展，開始有了另外一層意義的新詮釋，那就是：台灣通識教育一直處於高等教育環境的邊緣地帶，其格格不入的角色地位，正好就是薩依德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待。換言之，通識的被邊緣化雖是台灣高教的現實情況，但通識真的只能被迫在此邊緣化的角色裡自怨自艾或曲意逢迎嗎？或是，我們可以回歸到知識分子的精神，順勢利用這個邊緣的地位和角色，客觀冷靜地看待台灣的大學教育的興衰變化呢？與其一直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不如順勢讓通識教育的邊緣性格發揮，讓它的格格不入成為大學教育裡的一項重大特質。
如同莊子在〈逍遙遊〉裡與惠子的一段對話。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不用，眾所同去也。」說的是樗樹之無用；而莊子卻不以為然地回應：「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說明樗樹之無用正是它最大的優勢，何須苦無用處呢？
請讀者細細回想台灣近二十年來大學教育快速沈淪的過程，從各類競爭型計畫的虛偽浮誇、頂尖大學的校長或教授的論文造假、後段科技大學的變賣學位、到私立大學董事會的財團操控……，值此各大學裡所有系所專業教師紛紛為招生而變相成為學位行銷業務員的同時，通識或通識教師一直默默地站在過往學術光環照耀不到的角落裡靜靜地觀察著學術界裡的冷暖。
未來，或許通識及通識老師會在這一波的高教沈淪浪潮下被迫消失，不論是通識教師的被資遣、或是通識課程的大幅縮減、甚至完全刪除通識教育的學分，但我仍期待通識教育的這個邊緣化性格，能以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型態在大學校園裡繼續流傳。惟有如此，大學的理念與精神才能藉此格格不入的「無用之用」得以延續。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