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一八九０～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2019年10月7日是陳寅恪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日。八月間，我在臺灣秀威出版公司印了一冊小書《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算是大體結束了近幾年關於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的工作，這個工作完全是我個人的一點興趣，動因源於對一個偉大史學家的敬意。
我原來在山西作協當文學編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做知識份子研究。現在想來，知識份子研究還是有一些特殊時代背景，或者說有一些時代的動因。八十年代是一個啟蒙的時代，那時候很多學界的人把興趣轉到知識份子研究上來，是因為1949年以後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缺少直接批評的力量。從作家的角度來講，直接批評的想法都是善意的，有些激烈的意見，也都是善意的。當時持批評立場的知識份子有很多，主要是在作家群體裡，以報告文學作家為主要代表。現在年輕的同學可能都不知道這些人了，比如戴晴、劉賓雁、蘇曉康等。我研究當代知識份子時是把這些類似的作家視為知識份子，對他們的行為給予高度評價，這個評價可能包含知識份子對中國進步的一些期待。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努力從中國現代歷史當中尋找思想的資源。從思想文化角度講，1949年以後，這種思想資源主要是左翼傳統、革命傳統，另外一個傳統，用毛澤東的話叫民主的個人主義者，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當時學術界是完全否定這個傳統的，好像中國思想史上沒有這個傳統，現代歷史沒有這個傳統。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有一些做現代思想的人，尤其做中國近代史和現代思想史的學者，開始把思想的觸角轉移到重新肯定和發揚這一傳統，或者說讓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傳統回到中國社會現實中來。我認為，當時所有從事知識份子研究的人，都有這樣的苦心。
研究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高潮，即90年代末期的——「民國熱」。「民國熱」實際上是把自由主義傳統恢復到現代社會裡來，研究者看中的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身上的精神衝擊力，「民國熱」的苦心基於這個背景，至少我自己的歷史研究，在學術研究之外，還有這樣的苦心，確實有一些批判社會的鋒芒。今天年輕學者在做自由主義傳統研究的時候，和八十年代的學人可能不太相同，他們更多從學理、歷史或其他方面來研究。學術性可能強了，但思想的力量可能弱了。
經過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我現在有一個基本判斷：從價值的一致性和穩定上來講，研究知識份子的學者大體保持了穩定，但其它的研究者相對變化比較大。價值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簡單說就是一個成年人，一個自認還受過一定學術訓練的人，不能輕易改變自己對社會的基本判斷及觀察。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做中國現代思想史和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突出影響，是把純粹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評價，變成了公共話語，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或者所有對歷史的反思，都能成為公共話題。做民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學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從啟蒙意義上講，起了很多推動作用，比如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
西南聯大由一個歷史現象或高等研究對象，逐漸成為一個引起全國，尤其一些青年人關注的話題，成為公共話語，這是研究知識份子的一個貢獻。西南聯大是國民黨辦得學校，在過去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對它基本是負面評價。把西南聯大研究引回到現實中來，引起對一種歷史遺產的珍視，這是重新發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傳統的一個正面例證。
再比如對《大公報》的研究和評價，過去也都是否定的。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也是通過很多專門研究知識份子的學人，對《大公報》的負面評價轉向正面評價。當然歷史上任何事情任何人物都有缺點，但在啟蒙時代，大家集中說《大公報》的優點，強調《大公報》的獨立性，評價它不黨、不私、不賣傳統的現代意義，均有啟蒙理想的判斷在其中。另外對儲安平、費孝通早年精神的評價，也是試圖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實狀況，體現對知識份子參政議政傳統的追求。
「陳寅恪熱」也是這個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一個文化事件。社會對陳寅恪的關注，固然與他的學術有關，但更多是對他思想和人格的敬意。我自己後來注意到他的舊詩，也是出於對他思想人格的關注。
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陳先生晚年的舊體詩，大概有近兩百多首。陳先生的詩在他生前並沒有編成詩集公開出版，後來收集整理都是靠傳抄或有心的學者保存下來的。三聯出的陳先生文集裡面，陳先生晚年的詩不到兩百首。要讀懂陳先生晚年的詩，需要瞭解當時知識份子的情況。陳先生晚年的詩，主要難處不在古典而在今典。過去我們研究陳先生晚年詩，有些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通過新發現的材料、通過訪問健在的老學者，也通過一些其它輔助材料，我們有可能大體把陳先生晚年詩的本事，慢慢解釋出來。
陳先生晚年詩有三種情況：第一種容易懂，不需要解釋；第二種非常晦澀，誰也解釋不了。第三種就是經過對當時歷史背景的理解，我們有可能猜出陳先生晚年詩的本事。我現在做的工作，就是向這個方向努力。當然這個個工作是建立在余英時、胡文輝等學者研究基礎上的。
我以為要走近陳先生內心，最好的辦法是看他的舊詩，而且看他舊詩的今典，就是我們常說的詩的本事，因為舊詩的特點是用典，許多表面看起來的句子，其實不是表面的意思。陳先生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裡面最有風骨的。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成年以後對自己的知識系統和價值立場，始終保持穩定和一致性。今天知識份子實際上面臨的主要挑戰或者主要考驗，也是知識和價值的穩定性與一致性。現在很多作家、學者，可能是為了利益或是受到某些誘惑，阿諛奉承，大量發表趨時言論，他們沒有做到價值的穩定性和一致性。這些人都在知識界，很多是我的朋友，早年這些人激進得很，有些可稱是極右青年，現在突然完全轉向。有些學者在任何時代裡都想出風頭，獲取最大利益，這是現代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考驗。不是所有的時代都要出名，好時代可以把自己最大的才華顯示出來，遇到壞的時代就要苟且偷生，不要什麼時候都要衝到社會主流裡。一個知識份子如果不能保持獨立性，最終是經不起時代考驗的。
陳先生晚年詩實際上主要批評了兩類人，一是他早年的朋友、同事，一是他的學生。陳先生對知識份子簡單附和時代非常反感，思想和知識如果不經過理性反省，為了個人私利突然簡單轉向，「宗朱頌聖」，因為缺乏知識邏輯，缺乏價值邏輯，成年人的知識和價值前後截然相反，這是說不過去的。
我個人判斷，上世紀50年代初，陳先生有幾首詩可能是批評馮友蘭的，最有名的就是《文章》，「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經過考證以後，我覺得這些詩不是批評馮友蘭就是批評章士釗，或者這個時代裡風向一動就轉移的知識份子。還有一首《男旦》：「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 傳薪翻是讀書人」。陳先生過去和馮友蘭關係不錯，但是後來陳先生看馮友蘭來回變，很反感。馮友蘭缺乏知識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陳寅恪《經史》詩，實際上是批評岑仲勉的。上世紀三十年代，陳先生對岑仲勉有非常高的評價，很稱讚他的學問。1950年後，他們倆都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岑仲勉講隋唐史，後來講義公開出版，在《隋唐史講義》裡面，大量引用郭沫若、史達林、列寧的語錄，引唯物主義、辯證法等等，而岑仲勉以往的學術論文裡面，沒有出現過這些。陳寅恪先生對此很不滿意，所以寫這首《經史》。這詩過去人們都沒有想到是批評岑仲勉的，經過考證，結合時間、地點和當時背景，尤其「竟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兩句，岑仲勉在《隋唐史講義》「編纂前言」中，不指明批評了陳寅恪先生，所以他用了「開卷語」暗示《隋唐史講義》「編纂前言」。
陳先生對讀書人趨炎附勢，一向反感。陳寅恪先生還批評了他在清華國學院的學生陸侃如、馮沅君夫婦。陳先生晚年詩，多批評他的學生以及和他關係比較近的人。1954年陳先生《貧女》詩的最後兩句「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燈裁作入時衣」，就是批評陸馮夫婦趕時髦。1954年末，陸侃如和馮沅君把他們三十年代寫的兩本書《中國詩史》和《中國文學簡史》做了修改，把裡面引述胡適的話都刪除了。過去陸馮夫婦和胡適關係不錯，馮沅君和陸侃如在上海中國公學的時候，胡適幫過他們很多忙。現在因為要迎合時代，主動及時修改了自己的著作。陳先生雖然眼睛失明，但有人給他讀書，他也聽廣播，對此他是瞭解的。如果不發現這個背景，這詩就成了打油詩。
1965年，陳寅恪先生又批評了在清華國學院的另一個學生高亨。高亨也是緊跟時代，文革時候也做了很多趨勢時的學問，在時代變革中，他們的學術總是向權勢轉移。1964年《詩刊》發表了領袖的十首詩，全中國的知識份子都開始學習，最典型的就是山東大學。當時《文史哲》組織學校搞古代文學和歷史的教授，談心得體會，還每人和領袖詩一首。高亨填詞《沁園春》，其中有「細撿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高唱，流韻壯東風」。高亨還把詞抄出，寄出去，領袖收到後，寫了一封很客氣的簡短回信，山東大學把回信登在校刊上。當時中國知識界都熟知此事。高亨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陳先生知道這件事後，就寫了《高唱》，詩中有：「如何鶴髮開元叟，也上巢車望戰塵」。意思是高亨那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趕這個時髦？
陳先生思想的穩定性，體現在1954年給科學院的信中，他的判斷是「從我之學即是我的學生，反之即不是」。他信裡面還批評了週一良。這是陳先生作為獨立知識份子了不起的地方，他晚年詩中傳達的就是這種心情。他不認同這個時代，對官方的榮譽，陳先生也是消極對待，他是學部委員，後來還給了個文史館副館長，但陳先生從不以此為榮。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一個成年人或自認知識經過比較系統訓練的人，無論左右，知識和價值應該穩定，應該有一致性，這是我們今天省視知識份子傳統時，應該特別強調的。
＊作者為文史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史。著有《西南聯大和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困境》及《何故亂翻書──謝泳閱讀筆記》等書。《在台出版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秀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