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事評論員程翔說，這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第二次重要成長，使得香港人在政治上疏離中共。
他告訴美國之音：「八九六四很重要，導致兩三次百萬人集會，香港人出來集會，反對中共屠城。這次本土意識的成長是從政治上疏遠中國大陸……大家覺得，我們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會，講究法治和規矩，與大陸那種屠殺和不讓老百姓講話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覺得這很恐怖，我們需要在政治上和他們分離開來。」
「六四」鎮壓後，香港民眾對於香港前途憂心忡忡，擔心類似的鎮壓有一天會在香港出現。一些人選擇逃離。六四事件之後五年，從1990至1994年，共有大約30萬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一些人更堅定地走上了爭取民主的道路。
「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個本地政黨，香港民主同盟（今日民主黨），並使其走上組黨參選的道路。 「六四」之後，民主派還提出了「民主統一論」，期待中國能逐漸民主化。
程翔告訴美國之音：「對回歸專制的政權，大家心裡都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於現實又不能移民。有條件的都移民了，沒有條件的留下來，大家無奈接受從自由的地方回歸到不自由的地方。當時，香港人就提出了一個口號，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 我們不反對回歸，也輪不到我們做主，我們爭取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
「六四」的槍聲也結束了中國與英國政府自就香港移交達成的《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來短暫的合作。 「六四」血腥鎮壓後，英國政界人士和民間壓力組織紛紛呼籲，要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建立某種機制，以確保香港未來的民主自由。
英國人也確實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給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務員以居英權，在香港通過人權法案等。最重要的，也是讓北京難以接受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擴大直選範圍。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他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圖推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97回歸談判港人「被缺席」
1997年7月1日， 「97大限」如期來臨，香港「回歸」了中國。在後來的各種研究中，有學者指出，正是「一國兩制」、「港人治理」、「高度自治」的制度和安排將 「香港人」這一身份政治化。在身份認同上，無形中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起來。這才會導致後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對抗。
另有人學者認為，在「回歸」談判時，香港住民的缺席，為香港本土社會後來尋求 「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了伏筆，成為香港後來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由於不希望出現「三腳凳」的情況，中國政府在中英談判中拒絕了英國提出的讓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參與談判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