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所謂政治性強，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學潮的社會氛圍不同以往，知識精英及政治反對派公開宣示政治訴求，有著非常明顯的對抗性，發生了四波公開信事件。
1989年1月6日，持不同政見者、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致信鄧，說，「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建議鄧「大赦天下」，釋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政治犯。2月13日，北島、邵燕祥、冰心、金觀濤、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等詩人、作家、學者、導演、編輯三十三人回應方勵之的呼籲，發出《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建議「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2月26日，錢臨照、王淦昌、許良英、施雅風、李洪林、戈揚、邵燕祥等四十二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等各界知名人士致信「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提出了四點要求：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
這封信寫得很策略，避免使用前兩封公開信的兩個關鍵字—「政治犯」、「魏京生」，結尾處用一種設身處地的緩和語調闡釋了此信的動機，「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表示出一種合作的態度。
3月14日，由蘇煒、徐友漁發起，戴晴領銜等四十三位學者、作家、編輯回應方勵之、中科院科學家和上述學者、作家、編輯的公開信，致信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要求大赦魏京生等在押政治犯。這些公開信創造了一系列第一：中國科學家、作家、學者、編輯都是第一次公開站出來表明政治主張。
二是學生一開始就呈現出很強的政治組織傾向。1988年10月底，北大創辦「民主沙龍」，11月2日民主沙龍第一次開講。1989年4月3日，有民主政治抱負的王丹等向北大校方遞交並在當天張貼在三角地的一份有五十七名北大學生聯名的公開信，公開信的主要訴求有四個：一，民主沙龍合法化；二，民主沙龍邀請者名單實行校方備案制；三，請校方開闢賽萬提斯雕像前的草坪，作為民主沙龍的固定活動場所；四，校方在畢業分配等問題上，不能打擊報復民主沙龍的自願參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