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刊出後，也引起氣候科學家（weather scientists）的回響，而在2016年一月，同樣在英國醫學期刊（The BMJ）刊出另外一篇文章，說明氣候學領域科學家也鍾愛利用Bob Dylan的歌詞，作為生動陳述論文的點綴。參考最後一個截圖。
科學可以改變生活，但唯有文化才可以改變生命。文化是透過教育與模仿過程，而在世代間傳遞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被利用於傳遞的工具有文字、圖片、口語表達、多媒體工具…但最具有深刻效果的，仍是透過文字呈現的精緻表達，這種過程與結果，被稱為文學。就Bob Dylan對科學家的影響，我相信科學家會普遍認同Bob Dylan獲獎。
最後，我要說明為何如此高影響係數的科學期刊會刊出近似「八卦」的文章？科學家又為何願意排擠掉專業研究的時間，去做這種似乎應該是記者該去做的工作？
首先，這些文章不是被界定為 “Research Article”，而是被標記為 “Feature” 或 “Letters”等，強調它們的性質是資訊交流。這種文章不能被作者當作科學家升等或申請計畫的代表著作，但這些科學作者會將這些發表條列在學術履歷表中，將它們視為榮耀。是科學家在專業研究績效之外，對人文關懷的「可辨識」成就。
科學研究的動力出自人類天生的好奇心，為滿足好奇而付諸行動，且詳細記載，透過論文發表，貢獻於知識的累積，就是科學家。科學家未必會因為其他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而去涉獵深度的人文情境（我指超出家庭或人際關係），但Bob Dylan歌詞對社會描述的「詩意詞句」卻刺激科學家也同樣是基於人類基本的好奇心，而去探索偏向人文特性的議題。
滿足人類好奇，分享資訊與知識，所以科學家願意做這些事情，頂尖的科學期刊也樂於將他們分享出去，彰顯科學家對人文關懷的事實，也藉此讓更多社會大眾認識學術世界。
在現代學術工作者眼中，「我思故我在」是錯的，因為笛卡爾（Descartes, 1596-1650）透過文字表達與傳承，才讓我們知道笛卡爾這個人以及這句話的存在。學者或藝術家試圖透過「可辨識」的著作（works），以體現自己的存在性，這是所謂的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
我下次再持續談學術倫理與著作人格權議題。
作者為劉任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