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北京舉行近年最大規模閱兵，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在一片偉大光明下，卻有著無孔不入的控制。
改革開放路線大倒退！馬雲、馬化騰下台，官員進駐民企
數月前，中國聯想集團的北京總部，原本設在地下樓的共產黨黨委辦公室，搬上了2樓。黨在企業的足跡，從長年來的低調升為高調。
9月下旬，中國三大企業鉅子：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聯想的柳傳志，相繼退休或無預警卸任公司要職。
二馬是中國的新經濟象徵，公司市值都超過4千億美元、個人身價都超過350億美元，富可敵國。與此同時，杭州市黨委、市政府宣布，將派駐100名黨政幹部進駐阿里巴巴、娃哈哈等百大重點民企，擔任「政府事務代表」。
中國證監會也修訂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將設立黨組織列入章程。官方還規定凡有3名以上正式黨員的基層單位，從市場、商店街到辦公大樓，都要設立黨支部。
國進民退怎麼來的？誤解過去的成功，來自公私混合的獨特「中國模式」
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開放，理念是國家從經濟退場。如今中國卻倒退回改革開放前的大有為政府。這正是中國經濟前景的最大變數。
習近平為何走回頭路，搞封閉式的國進民退？
首先，是為了抓權。過去共產時代，資源分配全由官員指揮，到民不聊生才放棄計畫經濟。如今中國民間發達起來，當局又想奪回掌控經濟的權力，這是威權體制的本性。正如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周其仁說，中國的改革，「沒辦法的時候是真改，一旦有了成績，那就是喊喊口號。」
國進民退的另一原因，是對中國過去成功模式的誤解。
出身台灣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近40年經濟起飛，是靠政府英明的產業政策，複製西方技術，不用走歐美已走的彎路。中國能成功，也不是推動歐美的自由化，而要歸功於公私混合的獨特「中國模式」。
另一派卻認為，中國成功之道，和歷史上歐、美、德、日及亞洲四小龍並無不同，都是自由化、民營化等「普世價值」作用的結果。
林毅夫的主張是當前北京主流。加上當局想要控管經濟泡沫破裂帶來社會動盪的風險，也強化了國進民退的背景。在這種轉變下，北京頻繁以「宏觀調控」為名，干預經濟各部門，反而導致各種弊端。
宏端調控卻弊病叢生，狂蓋鐵公路賠本，一帶一路也虧損連連
中國近年大興土木，高速公路、高鐵哩程數居全球第一。去年通車的港珠澳大橋、今年9月底啟用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其尖端技術都展現中國的強大實力。
但這些基建的經濟效益卻令人存疑。例如港珠澳大橋，至今年4月止，每日車流量最高峰，只有當初預估最低值的一半。澳門《力報》稱為「世紀最長荒涼大橋」。
再如習近平大推的「一帶一路」，其項目之一「中歐班列」——從江蘇義烏橫貫歐亞大陸至倫敦的貨運鐵路，因為成本比水運高一倍以上，以致虧損累累，須仰賴補貼才能生存。中國人大代表夏紅民直言，中歐班列是「賠本賺吆喝（掌聲）。」
中國正與世界脫鉤？全球百大企業僅華為入榜，「控制」是經濟最大風險
控制，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原因，卻是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過去靠國家力量扶植的產業，從太陽能到晶片，不是虧損累累就是缺乏競爭力。反倒是政府放任野蠻生長的行業，從電商到網約車，個個生機勃勃。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承認：「如今中國發展最好的行業，都不是政府事先規畫出來的。」
《經濟學人》指出，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有2/3是民企貢獻。若國進民退之勢不停，「所有民營企業都會覺得政府要和他們作對。」
英國《BBC》則引述中國一個歇後語：民企是共和國的養子，國企才是親生兒子。民企先天不足，加上國進民退的打壓，「受政策歧視、融資困難、經營不利甚至不白之冤困擾的民營企業家們，很多已經選擇移民海外。」
事實上，中國經濟正逐漸與全球脫鉤。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指出，《財星》五百大的中國企業，海外營收占比20％；美國標普五百指數的上市企業則是44％。該研究顯示，在貿易、資本、科技三個領域，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賴度正在下降。
中國雖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富比世》（Forbes）統計全球前百大最有價值品牌，中國唯一入榜者，是排名97的華為。許多「國內王」企業，離開中國就乏善可陳。而國進民退，也是中國對貿易戰的回應：與其更深的接軌西方制度，它選擇走自己的路。
能自給自足，有什麼不好？短期內，國企主導或許看不出問題，但長期下來，缺乏民企的創新，中國經濟還會有活力嗎？
對中國以外的世界而言，數十年來與它日趨緊密的交融，也將因其國進民退而逆轉。
作者/楊少強、管婺媛、馬自明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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