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奧運吧！
當我們還能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參加奧運時，台灣有兩位世界級的體壇巨星─楊傳廣和紀政。楊傳廣和紀政都曾在奧運贏得獎牌，披著青天白日的旗幟登上全球媒體版面。不過，兩位田徑名將都是美國培養出來的。等到台灣被迫用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的名稱參與奧運和國際賽事後，「中華·台北」再也沒有產生過耀眼的世界運動健將了！從1984年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稱參加奧運以來，除了1992年棒球贏得奧運銀牌外，最多也只能在一些邊緣性的競賽項目裡，如射箭、舉重、跆拳道等贏得少數幾張獎牌。在田徑、體操以及球類競賽裡，連複賽的門票都拿不著，遑論到奧運場上與人決賽。以言參加奧運的總成績，中華·台北在歷屆奧運場上拿到的獎牌數，和咱們國民總生產毛額在全球的排名，是不成比例的。
雖說台灣小國寡民，無法與其他大國在運動場上競爭，但是許多比台灣更小國寡民的國家，在奧運的成績都超過中華·台北多多，這意味著，台灣天天喊著要正名，要參加國際運動競賽，但是，虛工做得多，並沒有下定決心用經濟發展所得來好好地發展體育，只想取巧，更沒有用盡洪荒之力去培養運動員。
假如我們能培養出一位像當年楊傳廣、紀政或是像牙買加短跑名將柏特（Usain St. Leo Bolt）級別的田徑選手，他（她）在國際體壇的發言份量，豈不是要比觀眾甲拿著抗議標語在看臺上揮舞，更有說服力？2008年北京奧運，是「中華·台北」必也正名乎的最佳時機，然而，肉食者鄙，台灣輕輕地將此機會放過。就連最引以為傲的棒球代表隊，竟然也在五顆松球場輸給了初試啼聲的中國隊，失去了向全球發聲的機會。
我們常常抱怨，政治不應該干預體育。其實，只要是組織，就一定有政治，組織本身就是政治。國內或是國際運動競賽，必定是有組織的行為，所以，體育活動、運動競賽根本脫離不了政治。想想，是在運動競賽中擊敗對手，贏得獎牌重要呢？還是用台灣名義參賽，卻在競賽中敬陪末座來得重要？我們該做的，應該是在競賽中贏得獎牌，彰顯台灣的名，榮耀中華民國的名，而不應該是不經努力、輸了競賽，鬧了場子，沾汙了台灣的名，不是嗎？
談談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吧！
聯合國有一個專門機構叫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稱UNESCO。教科文組織的一貫宗旨是「以促進和平、消滅貧窮、促進可持續發展與跨文化交流為使命」。我們雖然在1971年退出了聯合國，無法繼續參加教科文組織，但是，假如我們認同教科文組織的宗旨是一普世價值，那麼，即使退出了聯合國，不也應該就教科文組織揭櫫的普世價值，略盡世界公民的棉薄之力嗎？事實上，台灣在脫貧之後，對於上述的普世價值，似乎不甚重視，對於消滅亞非拉等落後國家地區的貧窮、促進與當地的跨文化交流，毫不關心；對於中東地區、東南亞地區的和平，也是冷漠以對。更諷刺的是，李登輝執政和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期間，台灣常被國際和平研究機構評斷為影響亞太地區和平的不穩定因素之一！
假如，申請加入國際組織的程序像大學推甄入學一樣，且我是評審委員，看見台灣的推甄資料，我不會相信台灣真心想要對教科文組織做出具體的貢獻，咱們真想實踐普世價值，Just Do It ！ 何須計較能否加入國際組織？
再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2013年以前，台灣有長達42年的時間無法參與ICAO，但是，有關國際飛航安全的相關資訊，台灣應該都能透過其他管道取得，而台灣的航空事業發展似乎也沒有受到太多的阻礙。反躬自省，我們既然如此渴望參加ICAO，那麼，過去這些年，我們在國際飛航運輸規範、飛航空識別區、飛航安全、飛航資訊及安全人才的培養乃至於節能減碳方面，又做了多少努力呢？
還記得2000年10月31日新加坡航空班機在桃園機場的失事事件嗎？打從李登輝掌權到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結束，桃園機場跑道基本上屬於未開發國家機場等級，跑道蹦蹦跳的程度在亞洲各國機場中，名列前茅，嚴重影響飛航安全。難道說一定得加入國際民航組織，才能將機場跑道維修妥善？如果我們將台灣的機場整治地非常棒，讓全球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都喊讚，說不定國際民航組織早就回眸招手了呢！
兩岸直航後，台灣因為擔心解放軍搭乘民航機越過海峽中線進犯台灣，堅持直航班機不可截彎取直，必須繞過海峽中線。在4.0互聯網時代，在衛星全網監視與飛彈作戰時代，台灣的立法者和媒體還振振有詞，擔心解放軍搭乘民航班機越過海峽中線，毋寧是荒謬可笑的，而這種荒謬邏輯的代價就是，海峽兩岸的航空公司必須支付更多的金錢購買航空燃油，拉高了航線的經營成本，增加了海峽上空的臭氧量，當然，也增加了兩岸旅客在空中的滯留時間、飛航風險以及旅遊成本。試問，這樣的邏輯思維，即使加入國際民航組織，不也就是增添一則國際笑話嗎？
捫心自問，在將近半個世紀無法加入ICAO的日子裡，我們究竟培養了多少飛航專業人力、包括機師、通訊員、維修人員？飛機總體修護能力提升了多少？養成了多少航空經營人才？民航局和飛安委員會又有多少飛安判讀的能力？攸關飛航安全和航空事業發展的很多事物，跟加不加入國際民航組織，其實無關，而是跟咱們自個兒有沒有決心做好這件事兒有關！
舉UNESCO和ICAO的例子，旨在說明一個觀念----
實至而名歸！與其將聯合國相關的國際組織當作政治競技場，不如將這些組織揭櫫的宗旨和普世價值當作我們實踐的目標。當我們得成績有目共睹時，國際社會和相關組織，自然不能放棄我們。
這就是實至而名歸！怎麼做呢？ 以下是一個超前的建議方案。
網絡科技裡有個名詞叫做Mirror Site，一般翻譯作鏡像網站，鏡像網站是指A、B兩個網站A是主網站，B是副網站，B網站的內容和數據與A網站完全一樣，彷彿是從鏡面反射A網站的內容。我們雖然不能加入聯合國的相關組織與機構，但只要我們認同它們的理念宗旨，何妨援引Mirror Site概念，在台灣成立一個個對應的組織（姑且稱之為Mirror Organization），有點山寨，又不很山寨。譬如，對應於聯合國的專門機構，我們可以在台灣成立「世界教科文發展組織」「全球糧食及農業發展會議」「世界勞工問題論壇」「全球氣候變化與大氣科學會議」等等，邀請各國相關的學術研究機構與非政府組織與個人，定期會議，集思廣益，向全球發聲，提供建議和問題解決方案，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
這個建議一經採納實施，估計可以達成下列效果:
第一，開闢國際交流的領域和空間；
第二，主動出擊，藉以培養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和語文人才；
第三，廣結善緣，增加國際能見度；
第四，附加價值則是調整台灣觀光事業的重心，開拓新的高端客源。
不說Mirror Organization，單單瞧一瞧現有可參與的59個非關聯合國或關係不緊密的國際組織，也還是能產生許多創意呢！
37個有會籍和22個台灣可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當中，大多數是在1990年代以後成立的，這意味著，新興科技的發展，使得國際間新生事務不斷湧現，人類社會需要更多的合作組織，也意味著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對象，不必限於既有的國際組織，而可以是新創的；可以是台灣與其他國家共同發起的；也可利用既有的平台，提出創新的議題，擴大國際討論。譬如，台灣大可以利用節能減碳以及碳足跡的概念，敦促各國草擬新一輪的貿易協定；或是利用公平貿易以及人權的議題，敦促各國重新檢討關稅議題。
然而，檢視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績效，我必須說，長期來，我們重視的，是文字遊戲，是政治外交鬥爭的過程，對於國際組織所倡導的理念、推動的工作，其實，我們並不是那麼在乎。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這毋寧是本末倒置。
悲情打不開空間 國際參與也要創新
台灣如果真想讓自個兒成為相關國際組織裡不可或缺的腳色，必須即刻起，蹲下身型，扎穩馬步，以外交部為平台，延攬與59個國際組織議題有關的國內專家學者，成立顧問團，擴大外交部的編制，招攬各種專業背景的碩博士生進入外交部服務，除給予傳統外交領事人員的專業訓練外，並輔以各個國際組織相關的專業訓練，結業後，再根據各個國際組織的所在地，將這批外交尖兵派駐各個駐外使領館與代表處。譬如，派駐東南亞各國者，必須具備醫療器材、蔬菜生產、農業合作、鮪魚保育等方面的第二專業，派駐在日內瓦的，必須要具備公共衛生的第二專業，派駐在法蘭克福的就必須具備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第二專業，以便配合總部設在駐在國的相關國際組織。這批駐外人員除了日常的外交業務與僑務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和相關國際組織保持聯繫，蒐集資訊，配合國內專家學者，撰寫論文投放到國際組織所辦理的專刊與網站，以及參加國際組織的各項會議。
當全球進入創意創新的時代，為什麼國際組織的參與就不能創新呢？
2013年春，馬英九第二任總統任期，舉步蹣跚。人間福報以「假如我是總統」為題，舉辦徵文比賽，以便進言。我應福報編輯部邀請撰文參與徵文，文中，我提出一個創新的國際參與策略:「假如我是總統，我將全力推動台灣成為全球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聯合國」，排除手段激烈的非政府組織，廣邀全球非政府組織來台灣設立總部，召開年會，相互交流。台灣雖不能重返聯合國，卻可透過創新的非政府組織聯合國，躍登國際舞台。」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果真是肉食者敝？還是我的創意太幻想？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死結，能不能解開呢？我無法預言。不過，當中華民國總統和行政首長在慶祝國慶大會上不願開口大聲唱國歌時；當國慶大會進行之際、五百公尺外還有民眾扛著台灣獨立的旗幟遊走時；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正陷入第二次分裂時；當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的國家認同正在裂解時，我可以悲觀地預言: 台灣內部的集體焦慮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將繼續升高，悲情外交道路越走越窄；參與國際組織的死結，不會鬆開，只會綁得更死！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