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這般的打壓文化的大環境下，毛澤東當局在1970年再開始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做法。這種做法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當時的教育使中國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國的高等教育難以為繼；另一個是所謂的群眾推薦基本上是幌子，實際上是各地各單位的中共幹部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自己或自己的親友推薦上大學並從而確保他們獲得當時十分難得的就業職位，可以在政府部門/國營企業的任職。
這兩大問題使當時的中國大學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向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訴苦匯報，說太多的官員和官員子女上大學，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學水平，大學課根本就沒法上。周恩來聞訊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學生全部清退。但當時文革的最瘋狂階段已經過去，毛澤東為了掌控局勢掌控全國，又讓各級官員重新掌握了實權，各級官員們對周恩來的指示頂著不辦。
鑑於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所宣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員特權，而當時的毛澤東還是公開聲言他不忘初心，堅持發動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級幹部以群眾推薦為幌子給自己和自家人謀私利、使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上大學的機會成為官員自留地受到當時的中國公眾的強烈抱怨。與此同時，當權的中共幹部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即「走後門」的問題也成為當時中共黨內上層權力鬥爭的一個爭議話題。
當時中國官場走後門的另一個更常見的途徑是官員送自己的子女去參軍，因為參軍可以逃避上山下鄉，參軍轉業復員又可以在城市獲得為數不多的在政府部門或國營企業就業的機會。
有關走後門的抱怨和爭議1974年傳到毛澤東那裡，毛做出批示稱，「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毛不但做出這一批示從而一舉將無權無勢只能走前門的大眾打成潛在的壞人，而且還公開為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辯護。毛明確地說，要是說走後門，「我（毛澤東）也算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京大學去上學了。」
毛澤東就這樣在文革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出爾反爾，推翻了他要促成社會公平、提升中國民眾地位的誓言，並倒打一耙，聲言謀求社會正義、反對走後門的人是潛在的壞人。
毛澤東有關走後門問題的批示當時傳達給中國的公眾，公眾對毛澤東發出的這種又殘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