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獨裁者毛澤東所發動的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文革）從1966年正式開始並延續10年，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去才收場。掌控中國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決議，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但文革從一開始甚至沒開始就成為一個爭議性話題，而且是一個爭議性極大的話題，爭議各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然而，就文革的殘酷和文革是一場笑話而言，爭議各方似乎沒有爭議。
文革對中國大眾的殘酷
就殘酷而言，在許多觀察家看來，文革給中國在成的殘酷破壞和毀滅可謂罄竹難書。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以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共）黨中央的名義進行的抄家、打砸、強暴性侵、酷刑殺人的案件普遍發生，並得到中共當局的縱容、鼓勵、支持、讚美。
文革搗毀或焚燒了不知多少文物，古建築，寺廟令人痛心，文革對中國人性命的肆意踐踏更令心理正常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其中特別驚心觸目又毫無爭議的殘酷例子包括：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秉承毛澤東旨意並得到毛明確鼓勵的毛的「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對被當局所稱的「黑五類」的人家實行斬草除根式的屠殺，一舉殺死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在文革中被紅衛兵虐殺的人也包括一貫高唱毛澤東讚歌的中國文人、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一個兒子；在毛的紅衛兵虐殺其兒子之前和之後，郭沫若持續唱毛澤東的讚歌，直到毛死去。
——毛澤東的紅衛兵在文革中對沒有能力自保或逃跑的人的虐殺不僅局限於北京大興縣一地，在中國許多其他地方也普遍發生，只是大小規模不同。這種不講任何法律甚至不講任何人性的虐殺得到毛澤東本人的慫恿和鼓勵。
1966年8月，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被匯報到毛澤東那裡時，毛反對發出製止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並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指示：「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1966年8月下旬，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秉承毛澤東旨意在北京市公安局發表講話說： 「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 毛澤東的紅衛兵於是有恃無恐地抓人、打人、打死人。
——那些在大興縣等農村地區被殺害的人是早被當時的中共當局打入社會下層的人（相當於現在的中共當局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而製造出來的所謂低端人口），但當時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人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人下人受盡凌辱（精神折磨，肉體酷刑），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則採取自殺的方式尋求解脫或逃避。那些自殺的人包括著名小說家老舍（投水自盡），中共的歷史學家翦伯讚（與妻子在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自盡）；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在家中自縊）。實際上，在文革當中，還有很多人因為家中住房條件擁擠缺乏自縊條件而不得不選擇在公共場所，如舊式庭院的藤蘿架上，公共廁所的橫樑上自縊。在那一段時間，自縊的屍體成為公共場所的常見一景，許多上中學上小學的學齡兒童也有機會目睹。
文革對中共幹部的殘酷
在文革中被虐殺或被迫害致死的不僅包括中國社會下層的人或老舍、傅雷之類的著名專家、學者、藝術家，而且也包括中共幹部，以及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干部，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一度的接班人劉少奇（死於肉體和精神折磨加有病不給治），中共軍隊十大元帥之一、一度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另一個元帥賀龍（死因與劉少奇類似），以及成千上萬的中共各級幹部。
在許多知曉當時的歷史的人看來，最殘酷又最滑稽的事情是在文革大風暴爆發之前，多年充當毛澤東的打手和殺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公安部長羅瑞卿被毛澤東懷疑，旋即被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拿下並抓捕，接著受到嚴酷的迫害，其罪名是莫須有的「野心家」、「陰謀家」。
羅瑞卿不堪他先前不知給多少人施加的同類的突然襲擊、抓捕與迫害，試圖跳樓自殺以求解脫，但他跳樓只是摔斷了雙腿沒有摔死。
羅瑞卿自殺未遂的消息傳來，他的前上級或同事不是給予同情甚至不是基於恐懼的沉默，而是為了向毛澤東表忠心和獻媚而爭先恐後地給予諷刺挖苦。當時文革已經開始發動，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毛澤東鎖定大難臨頭，在得知羅瑞卿自殺未遂之後諷刺羅的自殺技巧太差，跳樓自殺應當是頭朝下。當時同樣被毛澤東鎖定要整肅只是後來僥倖倖存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諷刺說，羅瑞卿「跳了個冰棍」，意思是羅跳樓自殺動作太業餘，像是不會跳水的人腳朝下直立從高處跳下。喜好寫詩的中共軍隊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賦詞一首對羅予以諷刺：「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跳樓自殺未遂摔斷雙腿的羅瑞卿得到的是罪加一等的待遇，後來在傷殘未癒的時候再被毛澤東的紅衛兵塞進一個筐子裡抬著遊街示眾受到羞辱和批鬥。在毛澤東1976年死後，羅瑞卿得到中共當局的平反並復出，1978那年到德國醫治殘腿，不久之後死在德國。一位顯然是從中共當局觀點看歷史問題的寫手寫道：「兩日後，中央派專機將羅瑞卿的靈柩接回北京，鄧小平、葉劍英等前往機場迎靈。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追悼會，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鄧小平致悼詞。」
觀察家們普遍認為，在毛澤東死後中共領導層一度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並不是因為文革對中國大眾太殘酷，而是因為文革對中共幹部、尤其是對中共高級幹部及其家屬太殘酷。這些觀察家為他們的這種觀點提出的論據是，毛澤東憑藉獨裁強力不懂裝懂推行所謂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經濟災難，導致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中國人死於非命，但中共始終沒有表示要徹底否定「大躍進」運動以及毛澤東所發動的其他給中國人帶來大災難的運動，因為那些運動沒有給中共高層及其家人帶來什麼殘酷的結果。
總而言之，儘管在文革的問題上中國立場各異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立場各異的人對文革的殘酷沒有爭議。
文革是徹頭徹尾的笑話
與此同時，就笑話而言，立場各異的人對殘酷的十年文革從頭到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也沒有多少異議。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首要目的是要揭露並清除潛伏在中共高層當中的（毛的形象化的說法是「睡在我們身邊的」）像蘇聯共產黨前領袖赫魯雪夫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而文革則從毛澤東身邊揪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野心家、陰謀家。這種結局對毛澤東掌控下的中共宣傳機構和官方媒體所宣揚的毛澤東的英明和高瞻遠矚構成了莫大的諷刺，也使毛澤東死後繼續宣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的中共當局尷尬不已。
毛澤東之所以把赫魯雪夫當作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典型和代名詞，是因為赫魯雪夫在蘇共獨裁者史達林死後成為蘇共領袖並發表報告揭露了史達林大搞個人崇拜、利用其個人崇拜在蘇聯建立了由他一人說了算的絕對獨裁統治，使蘇聯數以百萬的人，包括成千上萬的蘇共各級幹部死於非命。毛澤東生前多次明確表示非常欣賞史達林式的統治，並公開聲言要趁他在世的時候清除掉中共黨內高層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以免使他毛澤東的英名和他的事業受損。
因此，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早期，毛在他新樹立的接班人和副手、當時的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下拿下並整死了他（毛澤東）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劉少奇，並宣稱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是多年「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
按照被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機構和中國官方媒體宣揚的說法，毛澤東成功拿下和打倒劉少奇是毛的英明偉大和高瞻遠矚的輝煌證明。
然而，沒過幾年，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火中取栗立下功勞的林彪因為不堪毛澤東出於卸磨殺驢的心理而給予的羞辱和步步緊逼的威脅， 1971年9月13日攜家人乘坐飛機出逃，飛機在蒙古溫度爾汗附近神秘地墜毀。在出逃未遂機毀人亡之後不久，林彪被毛澤東掌控下的宣傳機器和中國官方媒體說成是又一個野心家、陰謀家。
然而，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的信譽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使毛澤東旋即成為眾多的中國人的笑柄。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後，千百萬中國人紛紛公開或私下議論毛澤東如此英明偉大，如此高瞻遠矚，為什麼會有野心家、陰謀家接連成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成了睡到他的身邊的人。
在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國公眾注意到，毛澤東一下子失去了官方媒體照片和新聞紀錄片先前所大力展示的「滿面紅光」和「神采奕奕」。
1976年10月6日，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中共最高層的官員被逮捕下獄，他們的罪名是野心家和陰謀家，組成「四人幫」試圖篡奪中共領導權和國家最高權力。
在眾多的觀察家和批評者看來，文革作為一個清除隱藏在中共黨內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笑話由此獲得了一個完美的結尾——作為一個中共當局所說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江青確實是多年來真的是一直睡在毛澤東身旁，毛由此看來確實是英明偉大，高瞻遠矚。但截至目前，中國官方媒體以及為毛澤東辯護的人（即當今中國公眾所說的「毛粉」）一直沒有對中國公眾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要讚美和宣傳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英明偉大，高瞻遠矚。
中共當局為什麼要對文革諱莫如深
毛澤東死後，中共當局一度表示要堅決徹底地否定文革。當局一方面做出正式的歷史問題決議，將十年文革稱為「浩劫」，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辭地說，文革是「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在頻繁圍繞歷史問題對日本發出批評和抨擊的時候，中共當局反覆高調聲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在涉及牽涉中共的歷史的時候，尤其是涉及1949年中共武裝奪取政權之後統治中國大陸的歷史的時候，中共則是奉行另一套思維，並公開主張不要認真看待歷史。1980年，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就中共統治中國歷史的問題明確下令：「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團結起來向前看。」
有關文革的教訓問題，1980年、90年代，中國大陸一度還有相對自由的討論，儘管有關的討論被鄧小平設限，不能提及更不能追究毛澤東頻繁發動政治運動草菅人命、給中國反复造成災難的罪行。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尤其是中共領袖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文革的話題在中國大陸成了政治禁忌。中國官方媒體對那一段災難歷史諱莫如深，中國公眾通過互聯網提起和討論有關的話題會被封殺。
中共當局為什麼要對文革這個歷史問題如此諱莫如深？對中國民眾和對中共政權來說，文革的根本性問題在哪裡？
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的看法是：「文革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災難。如果說（把所有膽敢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應該說是一個政治災難，然後「大躍進」是一個經濟災難，當然大躍進的後果就是大饑荒了，「文革」是疊加的，就是政治和經濟災難迭加的，而且是持續時間非常長的一個災難，法治蕩然無存，基本的人權得不到保障。這些我覺得是最根本的問題。」
章立凡認為，現今由紅二代掌權的中共政權對文革和毛澤東政權的種種罪行諱莫如深顯然還有另一套難以公開說出的理由。
他說：「從紅二代的角度來講，雖然他們的父輩，他們的父親可能被毛澤東整得七死八活，但毛澤東永遠是他們的教父，即使是他們的爹媽被整了，甚至整死了，但是教父永遠是教父。他們為了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的合法性，他們不容對毛澤東再有進一步的揭發、揭露和批判。對毛的批判，對文革的反思，基本上在（習近平的前任）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已經有了很多限制。
「應該說，在（江澤民掌權的）1990年代對文革的反思還在繼續，雖然經過（1989年6月初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北京以學生為先導的要民主反腐敗的抗議的）六四事件還是在繼續，但範圍已經收窄，到了（2000年代的）胡錦濤時代限制已經很多了。然後到了本朝，就是以反對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還有『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之類的說法，把文革的話題給徹底變成了一個禁區。你既然說『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在某種程度上我也同意這種說法，因為中國的所謂『毛病未改，積習難除』也說明了這一點。說明在（1949年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的）前三十年和後來的四十年裡，一個專制政權從統治模式上是一以貫之的，它始終要壟斷政權。」
當今的中共領袖習近平被廣泛認為是典型的中共紅二代，即中共老革命家的子女。習近平在2013年1月，也就是他上台兩個月之後發表講話，聲言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即毛澤東執掌中國的前三十年（實際是二十七年）和毛澤東死後中共推行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後三十年（到現在實際上已經四十年）相互不否定。習近平的意思是，毛澤東給當今中共政權打下的基礎不可否定，毛澤東政權的合法性不可否定，他繼承毛澤東政權的合法性也不可否定。
習近平一方面發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為禍害中國千百萬人、禍害他的一家的毛澤東唱讚歌的說辭之後，另一方面又再度祭出毛澤東用於黨內鬥爭而使用的「黨內野心家、陰謀家」之類的標籤，這種局面導致「毛病養成惡習」，「毛病不改、惡習難除」、「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的說法在當今中國不脛而走。
與此同時，不斷有批評者發出認真的詢問和強烈的質疑：在前一個三十年裡，習近平的親生父親習仲勳被毛澤東明確認定為野心家和陰謀家，被打入大牢，假如兩個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那麼，他是否也要認同代表前一個三十年的毛澤東，是否要認真繼承毛澤東的遺志，堅持認定他父親習仲勳就是野心家、陰謀家？他是否也贊同毛澤東所自詡的「無法無天」，對他親生父親和其他中共高幹實行無情打擊並將億萬普通中國人家身性命視為草芥？
截至目前，習近平本人和習近平的支持者都對其批評者的這種詢問和質疑保持了沉默。
當年的紅衛兵和紅小兵如今掌握中國
現在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其長期研究文革問題，並與妻子高皋在1986年出版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嚴家其說，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問題，中共當局一直在搗漿糊，導致文革貽害至今。
在中共大張旗鼓地慶祝統治中國大陸70年之際，嚴家其說，40年前，中共一度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但不徹底，只是把文革的問題推到所謂的（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中共黨內試圖篡黨奪權的）「四人幫」身上，但實際上是毛澤東負有最重要的責任；在文革問題上中共只是局部的非毛化，不是徹底的非毛化，結果是留下了一個爛尾工程，文革沒有得到正確的評價；文革發動40年之後，當年積極參加文革、充當毛澤東的紅衛兵和紅小兵的人掌握了大權，文革出現了回潮，毛澤東再度得到全面肯定。
在嚴家其看來，文革在當今中國最危險的回潮就是，文革之後中共一度明確表示要廢除的最高領導人職務終身制和個人崇拜在習近平時代捲土重來。習近平不但操控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憲法使他獲得無期限的最高領導職務任期，而且還在不斷地試探和推進公開的個人崇拜。
嚴家其說：「鄧小平提出反對個人崇拜，這應當說是正確的。文革五十年過後，中國人再度聽到了'總書記萬歲'這樣的聲音。這本來是不能容許的。這（種以喊萬歲為標誌的個人崇拜）也是（給中國造成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標誌。儘管是個別人這麼喊出來的，但也是給報導出來，被中國人，被全世界聽到了。」
嚴家其在這裡所說的「『總書記萬歲』這樣的聲音」是指8月2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到甘肅視察，在張掖高台有人高喊「總書記萬歲」。有關的影片曝光並在中國國內流傳，中共當局和當局掌控的中國官方媒體對這種公然的神化個人和個人崇拜的口號不置可否。
嚴家其說，文革結束之後這些年來，尤其是習近平當局上台以來，中共當局竭力掩蓋文革的要害所在，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試圖通過文革獲得過去中國帝王一樣的君臨天下、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絕對皇權。
嚴家其說：「毛澤東要加強自己的皇權。但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建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皇朝，不是大清王朝。所以，要加強皇權的時候，他（毛澤東）必須把反對他的人，如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一個一個的拿掉。但他找不到這樣的辦法。以前皇帝要把這樣的一些不聽話的人拿掉是比較容易的，但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面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辦法。毛澤東於是就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通過人民的力量，說是要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通過這樣的理由來加強自己的皇權。」
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嚴家其說，文革雖然名義上已經結束4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意義上說，文革在中國沒有過去，文革的影響，文革的做法在當今中國依然存在，在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大有全面捲土重來之勢。
他說：「文化大革命可以簡單地說，就是毛澤東在發動群眾的名義下把他的政敵劉少奇、鄧小平一個一個的打到，在全國范圍內打倒，然後把國家的最高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了實際上的秦始皇，成了皇帝。現在中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嚴家其說，中共現任的總書記和黨魁習近平以反腐敗的名義在政府和軍隊中進行清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裡，然後在去年又操控名義上的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破除了最高領導人的任期限制規定，使他自己獲得了最高權力職位終身制，習近平的這些大權獨攬的做法可以說是跟毛澤東亦步亦趨。
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文革難題
中國學者、政論家胡平說，文革問題近年來之所以在當今中國成為禁忌話題，不僅不准民眾進行公開的討論、批評、批判，反而被冠以積極正面的「艱辛探索」之名，這明顯是出於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特殊需要。
他說：「由於文革給全國人民，包括中共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共也不得不承認文革是『十年浩劫』。而發生這樣一場浩劫當然說明你的制度是有問題的，你的領袖是有問題的。所以，從承認文革是浩劫出發，必然要引出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反對個人崇拜這兩個結論。這是最起碼的結論。實際上，改革開放的初期，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這兩個問題就已經被提到人們的面前。而這兩點恰恰是現在的習近平當局最忌諱的，因為他正要模仿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另外，他就是要堅持政治上的一黨專制。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有限的政治改革他都要走回頭路。」
胡平接著說，習近平恢復最高權力終身制，把自己的思想寫進中共黨章和中國的憲法，明顯就是要恢復毛澤東的那一套個人崇拜；習近平思想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成了新時代的真理，習近平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真理的唯一權威代表和闡釋者，這就是習近平個人崇拜形式和內容，跟當年給中國和中共帶來大禍害的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跟給蘇聯和蘇共帶來大禍害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一樣。
他說：「毛澤東之所以能發動文革就是兩條，第一就是毛澤東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中共的黨衛軍）人民解放軍站在毛澤東一邊。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對毛澤東的那種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文革是根本搞不起來的。當然，共產黨的體制就是個人崇拜的體制，但在不同的時期還有區別。像史達林時代的個人崇拜在史達林死了之後在蘇聯就基本上沒有了。雖然（蘇共後來的領導人）勃烈日涅夫也給自己戴了一大堆勳章，但對他的崇拜跟對史達林的就根本沒法相比了。只有建立領袖的個人崇拜，才能君臨天下。」
胡平指出，共產黨獨裁者大搞個人崇拜不僅是針對民間，更是針對黨內同僚，是針對黨組織。他說，文革就看得很清楚。當時的中國可以在崇拜毛澤東、歌頌毛澤東的條件下，把中共黨組織打個稀巴爛，偉大領袖可以脫離黨組織獨立存在。習近平大權獨攬獲取毛澤東一樣的絕對權力，走的就是毛澤東的路子。現在習近平與同僚的關係，就跟1990年代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2000年代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時代完全不一樣了，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變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職，習近平就這樣掌握了可以隨時把他們拿下甚至滅掉的權力。
工農兵上大學的殘酷笑話
毛澤東發動文革所公開聲言的宗旨，一個是要揪出他所說的隱藏在中共黨內尤其是中共上層的野心家，陰謀家，一個是要通過這場革命徹底掃除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剷除官員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欺壓人民的惡劣制度和現象。
然而，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毛澤東要揪出他所稱的「睡在我們身邊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經成為笑話。
同樣在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自稱秦始皇並且實際上成為當代中國秦始皇的毛澤東又通過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會平等、提升人民大眾社會地位的誓言成為笑話。
在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和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中國人看來，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口號都是徹頭徹尾的欺詐。例如，他號召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謂的「知識青年」, 簡稱知青）到生活艱苦的農村去紮根，通過艱苦的勞動鍛煉和改造自己、建設國家，聲言農村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然而，他卻選擇不讓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廣闊天地施展才華而是讓他們留在城市在有工資和公費醫療的政府/軍隊部門就業，當幹部。
在批評者看來，文革中期所謂的通過群眾推薦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做法最清楚地顯示毛澤東在教育問題上的殘酷和虛偽，他聲言要追求和促成社會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實不至，到頭來他乾脆出爾反爾，為官員以權謀私進行毫不掩飾的辯護，並聲言不以權謀私的人不見得是好人，以權謀私的人不見得是壞人。
批評者所稱的毛澤東在教育問題上的殘酷，是指他為了自己政治鬥爭、權力鬥爭的需要而發動文革並關閉大學，使當時全中國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與此同時，在文革期間，在毛澤東的指令和主導下，中國的各級學校也實行政治掛帥，學校強調政治灌輸，壓制打擊文化教育。
在如此這般的打壓文化的大環境下，毛澤東當局在1970年再開始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做法。這種做法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當時的教育使中國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國的高等教育難以為繼；另一個是所謂的群眾推薦基本上是幌子，實際上是各地各單位的中共幹部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自己或自己的親友推薦上大學並從而確保他們獲得當時十分難得的就業職位，可以在政府部門/國營企業的任職。
這兩大問題使當時的中國大學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向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訴苦匯報，說太多的官員和官員子女上大學，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學水平，大學課根本就沒法上。周恩來聞訊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學生全部清退。但當時文革的最瘋狂階段已經過去，毛澤東為了掌控局勢掌控全國，又讓各級官員重新掌握了實權，各級官員們對周恩來的指示頂著不辦。
鑑於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所宣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員特權，而當時的毛澤東還是公開聲言他不忘初心，堅持發動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級幹部以群眾推薦為幌子給自己和自家人謀私利、使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上大學的機會成為官員自留地受到當時的中國公眾的強烈抱怨。與此同時，當權的中共幹部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即「走後門」的問題也成為當時中共黨內上層權力鬥爭的一個爭議話題。
當時中國官場走後門的另一個更常見的途徑是官員送自己的子女去參軍，因為參軍可以逃避上山下鄉，參軍轉業復員又可以在城市獲得為數不多的在政府部門或國營企業就業的機會。
有關走後門的抱怨和爭議1974年傳到毛澤東那裡，毛做出批示稱，「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毛不但做出這一批示從而一舉將無權無勢只能走前門的大眾打成潛在的壞人，而且還公開為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辯護。毛明確地說，要是說走後門，「我（毛澤東）也算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京大學去上學了。」
毛澤東就這樣在文革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出爾反爾，推翻了他要促成社會公平、提升中國民眾地位的誓言，並倒打一耙，聲言謀求社會正義、反對走後門的人是潛在的壞人。
毛澤東有關走後門問題的批示當時傳達給中國的公眾，公眾對毛澤東發出的這種又殘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習近平也是工農兵大學生
現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是毛澤東政權推出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習近平因他父親習仲勳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陝西梁家河當知青，1974年，他成為梁家河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也就那裡的最高級官員。1975年，他「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一員，到北京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基本有機合成專業。
沒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斷學業的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究竟如何學以及學到多少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知識，也沒有人知道他之所以獲得「推薦」上大學究竟是因為他是當地的中共黨支部書記，還是因為他在當地青年當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資格上大學。
後來習近平在2000年代在擔任浙江省省長期間從清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是與法律不相干的「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過逐段比較發現，習近平的構架主次不明、拼湊痕跡明顯和邏輯混亂的論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與他人發表的論文重合。
有關消息曝光，中國公眾議論紛紛，中國官方媒體集體保持沉默，授予習近平博士學位的清華大學保持沉默，習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沒有對習近平讀博士的諸多問題（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論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參考書，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別人發表的論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襲別人，還是他被別人抄襲）做出解釋說明。
在文革前通過文化考試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退休資深記者高瑜與她的同級同學當時因文革爆發而沒能如期畢業，在學校裡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顧毛澤東所推行的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政策時說：「工農兵上大學，（按照毛澤東的學制要縮短的指示）把學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還是讀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要佔絕大部分時間。他們學的專業知識基本上就好像農村的'赤腳醫生'就成了醫生。」
文革毀壞文化教育遺害至今
學者胡平因為文革爆發而沒有能上大學，不得下鄉，然後再當工人，並在務農做工的時候自學。後來在文革結束之後，他通過考試成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學史。
胡平在談到文革時期的所謂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騙局時說：「工農兵大學生的知識水平空前絕後地低，以至於當時的大學都變成了中學，因為很多中學的知識他們那些人都沒學過，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廢。另外，因為當時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大學生，從而取消了一切比較統一的、可以測量的、標準化的硬標準，到後來關係學就大行其道，權勢就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工農兵大學生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幹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絕後地高。」
專門研究文革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其說，直到今天，中國的公眾還在承受毛澤東發動文革毀壞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禍害。
他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摧殘文化，讓這些中學生、小學生（知識水平的人上大學，最後）掌握了權力。所以，（毛澤東的前秘書）李瑞100歲的時候說，習近平什麼知識都沒有，是小學生，連中學都沒好好上。所以，習近平今天的種種表現應當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許多觀察家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或許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國國內外顯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訪問發表講話，列出一長串他聲稱他熟讀的那些國家的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在中國國內，他則是動輒就要引用中國古文古詩顯示他中國經典功底深厚。
但習近平顯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詩，所以頻繁鬧出笑話，導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尤其是網路輿論管制部門不得不頻繁採取緊急措施來為他遮羞遮醜。例如，2016年9月在中國杭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演說試圖引用出自中國古書的成語「通商寬農」，但卻把「通商寬農」字正腔圓有板有眼地錯讀為「通商寬衣」，並立即成為笑柄。
就在習近平成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國網管當局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封殺網民的評論和嘲笑之際，他所掌控的中國官方媒體推出事先準備好的配套宣傳，宣揚習近平主席如何熟讀中國古典經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會議演說中嫻熟地引用來自中國古書的成語「通商寬農」。
2018年9月，在慶祝中共政權推出的第一個豐收節之際，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發表致辭，顯然是再度為了顯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兩句中國古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但習近平在引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那首古詩的時候顯然不知道，那首詩的主旨不是謳歌大自然的奇蹟或農業的豐收，而是哀嘆中國農民的命運悲慘，譴責惡政對農民的敲骨吸髓的壓榨，因為那首古詩緊接著習近平引用的那兩句之後的兩句是「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中國政治學者嚴家其表示，文革毀壞文化，毀壞文化教育，導致中國有了習近平這樣的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國家領導人，這是毛澤東給中國造成的禍患，中國人至今仍在受毛澤東之害，受毛澤東所遺留的禍患之害。
嚴家其說，以香港問題為例，本來香港問題是簡單的，好處理的，不需要動用武裝警察部隊，更不需要動用軍隊，而是通過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來解決；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養的習近平根本就不懂這樣的道理；他雖然後來通過清華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但他的文化水平還是中小學水平，不懂世界歷史，不懂中國歷史，遇到問題就想動用武力或武力威脅；除了武力威脅之外，習近平還異想天開，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個香港，一個比香港還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因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獨立，而他卻嚴禁司法獨立，並主張和推行司法必須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權的刀把子。
文革究竟有沒有成就
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呈現了毫無爭議的殘酷，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的最終的發展結果都與他所宣稱的初衷和宗旨背道而馳因而成為公眾眼中的笑話，但為毛澤東辯護的人聲言，毛發動的文革並不是一無是處，標誌著中國成為一個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的大國的「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項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觀察家家們指出，窮兵黷武的北韓金家王朝研製兩彈一星的進展顯示，一個政權只要足夠獨裁可以無視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將國家有限的資源用於維持龐大的武裝力量並研發原子彈和洲際彈道飛彈之類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用於民生。批評者則指出，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獨裁專制的可恥記錄。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北韓金家王朝不顧人民死活追求兩彈一星的做法使毛澤東發動文革取得驕人的重大成就的說辭不攻自破。與北韓一樣，毛澤東力主和推動的兩彈一星項目也是在中國極其貧窮、在大批人餓死的情況下上馬的。
實際上，在文革中間，毛澤東所挑選的接班人林彪元帥就對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追求給他自己臉上貼金的大國地位的做法提出了異議。林彪指責毛澤東的做法造成「國富民窮」，意思是毛澤東是以人民大眾的窮困為代價來聚斂社會財富以追求他心目中的大國地位，追求他的政權穩固。
在文革結束40多年之後，林彪元帥所指出的「國富民窮」問題依然存在。在許多批評者看來，這個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變得更加嚴重，因為中國依然貧窮，千百萬中國人缺乏基本的醫療保障得病只能等死，與此同時，中共政權稅收連年猛增，中共政權由此得以維持龐大的軍隊和武裝力量，大力發展包括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內的各種先進武器，習近平出訪動輒撒出上百億美元的對外援助。
習近平當局對上述的批評意見進行全方位的封殺。被以特別有戲劇性的方式封殺的批評者包括中國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
2018年8月在參加美國之音一個現場問答節目時，孫教授批評習近平不顧中國人民的貧困在國外四處大撒幣的做法，呼籲習近平要關心中國人的死活，停止大撒幣。中共當局人員在節目進行時破門而入，掐斷電話，並當場把孫文廣教授和妻子從家中綁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