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論引發金庸與香港左派報紙曠日持久的論戰，無意中成就了《明報》。
1955年到1960年，中國的軍費保持平穩，但佔財政比例不斷下降，1960年降至10%左右，這是中共建政前35年的最低點。
軍費佔財政比例這麼低，不是因為花少了，而是因為財政收入急速增長。1958年到1960年間，中國開啟「大躍進」，GDP增長11.5%的情況下，財政收入上漲了50%。
1958年2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二五」計劃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在獲得毛澤東的肯定後又提出「兩年超英」的口號。
在香港的中國政治學者張煒曾向BBC中文表示，大躍進發生的客觀原因是1953-57年第一個5年計劃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使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尤其是毛澤東本人信心倍增，但毛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並不了解。
「浮誇風」刮遍全國，高報和虛報糧食產量，從1958年開始，首先是湖北省先提出來畝產一萬斤，之後大家攀比，越吹越高，最後天津東郊的一個生產隊竟然提出他們的畝產達到12萬斤。
為了配合大躍進，農村開始大辦人民公社，辦大食堂、吃大鍋飯等。沒有人儲備糧食，已有糧儲也很快被用光。
大量農村人口進行大煉鋼鐵，不種糧食，轉而去砍樹，燒鍋爐，煉鋼鐵，但只煉出廢鐵和廢渣，農業生產卻受到極大損害。
這些情況短時間內推高了財政收入，但卻在1960年自然災害來臨之際，造成大饑荒。中國知名記者楊繼繩在其著作《墓碑》中說，1958-1962年造成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和估算，中國當時的死亡人口大約在3000萬到8000萬之間。
經過極端困難的大饑荒，中國軍費也在1961年降至十年來的最低水平，50億元。
1962-1971：中印戰爭與冷戰陰影下軍費逆境上漲
很快，1962年中國軍費再次上漲。這一年，中國和印度之間爆發一場邊境戰爭。
戰爭的起因與西藏不無關係。雖然1951年中國政府宣佈和平解放西藏，但1959年解放軍與藏族軍民發生嚴重武裝衝突，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獨立，後來又主張「大藏區自治」。對於1959年發生的藏區騷亂事件，中國政府稱其為「西藏叛亂」，並將軍隊鎮壓稱為「平叛」；而達賴喇嘛的支持者稱事件為「西藏起義」。
《紅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一書的流亡藏人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說，早在1959年西藏起事前，在四川和青海達賴喇嘛管轄外的藏區，中國已經開始推行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還以階級鬥爭為名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這些做法都增加了當時西藏噶廈政府官員對中國政府的猜疑。累積的怨氣在1959年3月10日爆發，中國官方的說法是西藏軍區政委張經武邀請達賴喇嘛到西藏軍區看戲，但許多藏人認為中共要劫持甚至殺害達賴喇嘛，於是藏人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爾卡，阻止達賴喇嘛赴約，並喊口號要求漢人離開西藏。隨即，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解放軍鎮壓了藏人騷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