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陰雨蕭颯的國慶日後一日，大陸那邊的書友傳來新聞：詞人莊奴去世了，享壽九十五歲。這位敦厚的長者，我將他歸類為保守派的代表；他在國語流行音樂史上，應該可以算是第二代的詞作家吧。
如果讓我對「第二代」劃一個粗略的時間範圍，我會這樣劃：曾經歷過抗戰、內戰，於1945-1962年開始創作者。他們幾乎都是受黎錦暉、黎錦光、陳蝶衣等「第一代」詞曲作者影響而開始寫歌的，而他們與第一代，同樣學的是《詩經》以降的古典文學，加上傳入不久的西方音樂及思想；他們同樣經歷戰亂，而守著傳統價值，忠於國家──當然這是被國共之爭以及政治運動掃掉一大票的結果，活下來又能出名的，在頗長一段時間裡，只能是這種，只能是這樣。
在戰後生長，又向他們學習、和他們一樣忠誠的作者，可以算第三代，但我認為到這裡就不要再編什麼傳承了，因為1970年代以後，隨著最新歐美流行音樂的傳播、民歌運動的興起，創作者的淵源愈來愈多，不必再向那第一、二代的國語歌學；年輕人又不會滿足於當局那一套保守僵化的作派，而將社會風氣一點點往自由的方向拉，莊奴、慎之那一輩的作品，儘管也還時有佳作，但已難再成為話題。
所以在台灣，第三代之後就沒有第四代、第五代了，因為之後的人，要編譜系，都應該另外起算。
在大陸呢？卻也有個機緣。因為鄧麗君的歌曲，復甦了人民被中共式革命歌曲和政治運動整到了一死再死的感性，所以當兩岸開放以後，在那充滿著可能與忐忑的1990年前後，莊奴回到大陸，得到了很廣泛的歡迎，接到了不少邀稿。他甚至就這麼長住下來了，應該也提攜過許多學生與後輩。2006年出版的《怎能遺忘鄧麗君》一書，便也刊載了兩位生於重慶的女歌手紀秋玲、張馨予的文章，她們與「莊奴先生在台灣的關門弟子」高原一起演出了鄧麗君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
然而時代的主流畢竟已經是物慾橫流的大爭之世了，文藝界也講究各種思想的交鋒與突破。台大音樂所的沈冬老師，在11日當天寫下了一篇紀念莊奴的貼文，謹摘錄兩段：
莊奴作詞得力於寫日記，他在北平上學時抄了許多名言佳句，抗戰時也累積了多本日記，後來都燒掉了。從小母親教他唐詩宋詞，又生長在胡適之提倡白話文的年代，他自稱寫的都是「大白話」，但重視文字的洗練，無廢言贅字，這的確是寫歌詞的不二法門。我提到〈出人頭地〉（《龍山寺之戀》插曲，莊雪芳唱）是一首勵志歌曲，老先生十分認真地說：「真正的作家必須有正確的人生觀，要引導社會國民，啟發大家，除了娛樂以外，要有絃外之音，我從事寫作以來要求自己在這方面用點心。」在一個深入世俗的流行歌曲作詞人的外衣下，莊奴還是一顆老派讀書人「文以載道」的心。
莊奴早年的作品裡，經常構築一個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小城故事〉、〈南海情歌〉、〈明媒正娶〉、〈儍瓜和野丫頭〉、〈河邊小唱〉等等歌曲，無不如是，這些歌曲的場景，都是封閉而時間凍結、恆久不變的小世界，頗有小國寡民、雞犬相聞的意味，外界的戰亂紛爭永遠無法侵入，而小世界裡的小情小愛、家園與溫情，就是歌曲的動人之處。我推想，這些歌曲反映了莊奴叔叔那一輩人曾經歷過的戰爭傷痛，因此渴求回到與世無爭的前現代樂園中。
沈冬老師懂這種情懷，但時代畢竟不同了；對於莊奴的未遑迎戰新時代愈來愈複雜的問題，她大約也是有些惋惜或傷感的吧。至於我們這輩呢，我們縱使對那一輩人和他們的傳統保持著溫情與敬意，也決不願再回去走那老路的；不是不行，是根本不願意。也許它其實在某個範圍與程度上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你不願意，那也就不用多說了。
莊奴在與周藍萍等作曲家合作的時代，在與鄧麗君等歌手合作的時代，交出了一批與時代合拍的作品。後來時代脫離他的節拍了，人們並非鄙棄了「文以載道」，而是今人的「道」大大不同了。好在也還有一些記得舊情的人，給了莊奴不算寂寞的晚年。來看《怎能遺忘鄧麗君》所記載的一首，電視劇《九根毛》主題曲歌詞：
莊奴自述：「這部電視劇很感人，我邊看劇本邊流眼淚，並在飛機上作詞。這是我五十多年來從來沒有過的。主題歌詞中的『強人狂聲笑，弱者泣悲愴』即是全劇的精髓。」
經查，《九根毛》是1993年的電視劇，時代為晚清，地點在四川，牽涉到官場與戲班，只有八集，現在網上只查得到劇情簡介，因為無法確認正不正確，這裡只記連結不引述。也沒有人把它的主題曲或劇情片段放上來，連淘寶也找不到有賣這部劇ＶＣＤ的。也許努力一下還能找到吧，但可以推知這部戲並沒有很紅。主題歌詞的情懷，也是老派樸素的「小人物面對大時代」的感觸，說不清楚也不想說清楚，只能付諸江水。
「強人狂聲笑，弱者泣悲愴」的確是對比鮮明而且寫實的佳句，但是現代的評論者不會喜歡。你弱者被強者欺負，可以想辦法變強，可以反抗，可以革命，可以另找出路，可以尋求另外一片天，甚至也可以認命擺爛，一邊詛咒一邊認定世界不可能會好（這是最近幾年「魯蛇之歌」泛起的潮流），但就是不要訴諸那什麼只能存在於想像中的「正道」與「天良」。莊奴的頭腦並沒有像我們這樣裝了那麼多戰意，所以他結合個人的歷史記憶，滿心而發，仍是這樣樸素的哀嘆。
1990年代初中期的大陸影劇與文學作品，我看過的不多，台灣觀眾較熟悉的可能也只有《霸王別姬》、《活著》、《變臉》、《宰相劉羅鍋》幾部，其中前二者都置入了許多學院知識份子和當代文化研究人喜聞的議題思維，後二者則仍較多在乎體現群眾所樂見的溫情，《九根毛》或許也是在演繹舊社會小人物，在各種強權與規則下求生的聰明、情義、本領與無奈吧。這種戲路應該不會過時的，但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觀眾的口味變了。或許一因為你再演這種戲就要扯到時政的禁忌，二因為現在是中國經濟大發展大創新的年代，一部份觀眾口味回到了帝王將相、權鬥商戰上面，希望在戲中找到一些參考策略；一部份觀眾口味則轉到了時尚與個人的夢想、幸福上。這種寫實主義，或者說莊奴這種持守著敦厚品性、不能也不願講太多的人，便只得退居配角了。
今天我們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批評現在的詞人膚淺、歌手浮躁，再沒有莊奴先生那樣認真而純粹的駔作品了，有也出不了頭；我要說，這種批評屬於不負責任的發洩。或謂莊奴那一套在今天已經不行，這也不對，不然為什麼大家還在唱〈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沒有說「我們應該改個更好的詞」？對於創作問題，我們應該盡量不要一概而論。莊奴的哪些寫法、想法在今天不行，不需我講，很多人都會講；但他有哪些地方，是仍然值得我們觀摩的呢？這就需要我講一講了，因為很多人不愛講。
我可以講的，我們可以觀摩的，就是「蘊藉」，它可以在我們戰意、幹意太盛的時候，給我們一點調和。莊奴本名王景羲，他在《怎能遺忘鄧麗君》中自述：
有一次，讀到宋朝趙樸之的詞：『莊奴不入租，報我田久荒。』心中很受觸動，便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莊奴。莊奴就是奴樸、佃戶，是為他人作嫁衣的。我也願意作一個奴樸，為大眾服務。奴隸用的是犁耕，我用筆耕，老老實實寫東西，對此，我甘之如飴！
你會對這樣的生涯「甘之如飴」嗎？至少我是不會的，時代和潮流都告訴我應該做大事，就算一時做不出大事，講大話也可以。現在我們更流行將各種標榜為人民服務、為你我提供無私幫助的人，都視為偽裝；少數像莊奴先生這樣真為他人作嫁的人，則是落伍，無濟於我們在實權、財富與話語權上的戰事。但也因此，莊奴這樣的人，他歌裡的那種情懷，也才會更讓我們有所感懷。
莊奴是典型的老派讀書人，並不是學問有多大，而是都內化在生活裡。他的詞作，我歸為保守派的代表，今人厭其老套，也就傳習不到其中的蘊藉了。
下面貼一節我論文談到莊奴的部份，標題就叫「留不住的舊時代與小城故事」。
留不住的舊時代與小城故事
亦如歷代文風之遞嬗，舊時代與舊思想淡出舞台是逐漸的，也會有所抵抗。如1979年李行(1930-)電影《小城故事》，與此期許多文藝作品一同反映了現代化過程中對舊日純樸的懷念。
其主題曲有兩闋歌詞，皆由莊奴(1921-)填詞、鄧麗君演唱，可見這一輩傳統文人對時代的反應：
〈小城故事〉描繪一幅真善美的光景，邀請聽眾作客，也呼喚純樸喜樂的想像，雖文辭浮泛，缺乏細節描寫，然而鄧麗君的氣質與聲情補足了歌詞未盡的細節與說服力，亦滿足了作者對此等風情的嚮往。其用韻採「合格而實不韻的」ㄛ、ㄜ通押，亦顯示了詞人作風的老派。
〈春風滿小城〉就明顯流露了教條味：春風桃李、雨露關懷，都是學校歌曲幾已用濫的詞句，A2段「根要往下生」等句，莊奴也在著作中自述是為強調我自古以來傳承於農業的民族精神[2]，筆下之意，甚以能寫出這樣的歌詞，不負古聖先賢而告慰，而未顧其流於說教之嫌，結論更落在「小城風貌永不改」、「小城更可愛」這等硬要把舊時代定格的復古嚮往上，是可見詞人及其價值觀已不能與時俱進、積極回應，也就將要失效於流行了。莊奴並非不懂避免說教的詞人，仍然這樣寫，說明他對此等理念的堅持，在此蓋過了其他考量。
莊奴擅長的詞風，一承上海時代的前輩，乃以簡約的言辭帶出意象與情感的抒情作品，例如亦是鄧麗君演唱的〈海韻〉，1974年同名電影主題曲。「海韻」之名脫胎自徐志摩1927年的新詩，趙元任有將之譜成合唱曲，結構複雜，演唱難度不低，歷來頗受推崇，但曲高和寡。兩詞對照如下：
莊奴〈朦朧的美─《海韻》的故事〉回憶了當初李行的要求：「一個女孩子在大海邊，以此做背景寫首主題曲，導演要求詞的表現要形象，要抽象，情要美，要含蓄，句子最好不著邊際，最好不切實際。……說來很奇怪，這首《海韻》一經問世迅速被廣大聽眾所接受，並且是一首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歌，迄今流行不衰。好多女士們都喜歡唱，也喜歡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本身是『女郎』的原故。」[3]大抵李行和莊奴都明白「不著邊際，不切實際」之能引人遐思，而值得我們關注的，乃在這遐思的可能範圍，以及作者如何去安頓這遐思。
徐志摩原詩營造了脫出常軌、浪漫自由的藝術形象，呼應著新文化運動與婦女解放問題，經趙元任以藝術歌曲的形式在音樂界與文壇安頓了下來；莊奴與左宏元（古月）的版本則簡化、柔化了許多，指涉當時世情的「黑幕」變成泛指陰影、障礙的「黑霧」（此一字之更或許也有迴避政治意味的考量），A2段也將情調往傳統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靠攏，但也不限於愛情，而亦可用於普通的友情，或者影歌迷對明星的嚮往。總之是圓融了原詩的激烈，將可謂「變風」、「變雅」的情調歸正，以調解歌曲、劇情與時代脈絡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環境的各種求之不得；原詩中「海潮吞沒了沙灘，沙灘上再不見女郎」的殉身結局，在此便沒有出現。
此等溫柔敦厚的態度，固然具有安撫、寬慰的功效，然而這朦朧美也阻擋了進一步深挖衝突的路子。在「民風淳樸」、受眾思想不複雜的情況下，它是一種可喜的薰陶；但當社會積累了愈多矛盾與求變意識時，此等詞風也就難免失效，而必須將主流的地位讓給新銳了。
[1] 本名翁清溪，1973年至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進修爵士樂，為彼時台灣流行樂壇赴國外深造的先驅，1974年5月起接手經營台視大樂隊，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名作。
[2] 莊奴：《怎能遺忘鄧麗君》（台北：普金傳播，2006年1月），頁96-100。
[3] 《怎能遺忘鄧麗君》，頁116-117。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