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工作者（scholars），尤其是現代科學家（scientists），發表論文是宿命，更是證明學術績效的有效途徑（甚至可能是唯一途徑）。將研究人員或學術機構績效量化的指標是論文發表篇數，以及影響力係數（impact factors）。這個衡量標準，不分東方或西方，不分貧窮或富裕，通用於全球。編制SCIE或SSCI索引認證指標，以及影響力係數的單位，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不是哈佛大學或劍橋大學等名校，而是目前被轉賣到Thomson Reuters的這家公司。
不僅學術圈內重視索引標章認證與影響力係數，當媒體報導「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之類的報導時，也會補充說明「排名採用數據包括獲諾貝爾獎（Nobel Prize）與費爾茲獎章（Fields Medal）的校友和教師數、高被引科學家數、發表於《Nature》和《Science》的論文數、被科學引文索引（SCIE）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錄的論文數、師均學術表現等指標。」
為了讓大家一窺影響係數的重要性，我用下表列舉四個期刊說明，然後回顧日本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Ōsumi Yoshinori，1945年2月9日出生，目前72歲）與小保方晴子（Obokata Haruko，1983年9月25日出生，目前33歲）的故事。
大隅良典因為「細胞自噬」（autophagy）的研究貢獻，獲得2016年諾貝爾醫學獎。他在細胞學專業領域的成名作品，是在1992年發表在《細胞生物學》。也就是說，大隅良典在47歲的年紀，終於在細胞學專業領域成名，研究成果獲得影響係數接近10點的期刊所肯定。他的研究成果持續發展，也持續受到肯定，後續研究成果終於在1998年登上《自然》期刊，影響係數高達38點。他在53歲的年齡獲得全球頂尖期刊的肯定後，後續研究成果持續刊登在頂尖期刊。
相對的，另一位年輕的細胞生物學家小保方晴子卻是在2014年的31歲年紀，就將博士論文延伸的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期刊，發表了世界首例有效製作STAP（stimulus-triggered acquisition of pluripotency，刺激惹起性多能性獲得細胞）動物細胞的論文，而被日本媒體封為首位日本女性的諾貝爾獎的潛在人選。小保方晴子的閃爍，似乎讓大隅良典在53歲才刊登在《自然》期刊的成就，顯得相對笨拙與遲緩。
然而，小保方晴子的研究成果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Paul Knoepfler等科學家提出公開質疑後，經過數個月的調查與重複實驗，終究被認定是舞弊與造假；最終，《自然》期刊在2014年7月3日正式宣布撤除該篇論文。在小保方晴子的刊登作品受到質疑的同時，她服務的研究機構，以及她取得博士學位的早稻田大學也啟動調查。早稻田大學對她的博士論文進行徹底的實質再審查，決議要求她對博士論文被質疑部分進行重做且重寫。經過再審查後，早稻田大學在2015年11月2日宣布取消她的博士學位。
這一切事件證明Paul Knoepfler的正確判斷，也肯定他的果敢公開質疑。Paul Knoepfler認為《自然》期刊得以有效率地在一年內撤除該舞弊作品，社會媒體的持續關注與報導是關鍵，補充說：「我為何要關心此議題？研究經費是僧多粥少，如果不舉發這個舞弊案，數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以及眾多年輕科學家的生涯，將會消耗在這個錯誤的研究方向。」（翻譯自洛杉磯時報：“Why does this matter?” Knoepfler wrote. “Millions of dollars in scarce research funds would have been wasted along with potential damage to many young scientists’ careers who might have been directed to work on STAP in labs around the world potentially for years.”
在小保方晴子的研究被證明是舞弊後，日本學術界國際聲望或士氣被陰霾壟罩。在今年九月，持續爆出「東京大學的6個研究室的22篇論文涉嫌造假」事件。
終於，在今年的十月，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醫學獎頒發給大隅良典，日本傳統的勤奮、誠實、堅持、一絲不苟的傳統民族性，再次獲得肯定與鼓舞。大隅良典主張：「要求科學研究『有用』，形同宣判基礎科學死刑。」因為「『有用』這個詞正在戕害社會，基礎科學真正『有用』可能要到１００年以後。如果認為科學研究應當『有用』，基礎科學形同『死亡』。」
小保方晴子等眾多國內外（偽）學者，不就是在利用學術活動對自己生涯名利「有用」的動機下，鋌而走險，從事舞弊行為嗎？如果學者將知識的追求擺一邊，將追求「有用」當作第一順位，透過如此作為，而獲得獎助與資源分配權力的人，同樣會訴諸對自己「有用」的原則分配學術資源。在大學自治與學術專業掛帥下，「有用」的行為不容易受到監督。翁啟惠在追求學術與對自己「有用」之間權衡、遊走，被爆出醜聞，應該只是意外。
在學術擺一邊，先追求「有用」的習性與文化下，曝光的學術舞弊案件絕對僅是冰山一角。絕大部分的學術舞弊事件是透過匿名檢舉，原因有三：第一、為求規避詳細舉證，以及與舞弊嫌疑人相互辯論說明的責任；第二、避免遭受他人以為，是見不得人好而忌妒的懷疑；第三、避免被學術圈內人士當作吃裡扒外的叛徒，破壞學術圈均衡的生態，也破壞圈外人士對學術圈的信任。既然是匿名檢舉，就具有更多包庇空間，以試探匿名檢舉者的能力、毅力與專注力。晚近發生在台灣的知名案例是明道大學羅姓教師，從2013年起遭人多次檢舉，指其升等著作抄襲多位大陸學者及台灣研究生著作。雖然教育部勒令校方調查，卻是前後四次都回覆查無實證。監察院發文糾正教育部後，才請學術審查委員會親自調查，在七月撤銷羅姓教師的副教授資格。
學術圈沒有反對勢力，只有可被操弄的匿名審查程序，發表後，尤其是發表在臺灣本土的TSSCI認證期刊後，只能被膜拜，不會被質疑！美國國力之所以強盛，是因為學術圈充滿Paul Knoepfler這類的學者，以及學術公開批判文化。在臺灣學術圈習慣公開批判文化之前，只能希冀更多新聞工作者投入對學術圈議題的關心。
＊作者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