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香港的雨傘運動已過了兩年之久。今日的干諾道中，車水馬龍，與當日留守街頭的人群成強烈的對比。正當人性的「遺忘症」開始發作，雨傘運動時首當其衝的時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KFS）秘書長羅冠聰成為候任立法會議員，彷彿提醒港人，運動的確衝擊了香港的政治板塊。另一方面，在雨傘運動也投身前線的黃之鋒疑在中國外交壓力下被拒進入泰國境內；下年特首選舉前等候中央發令的政治現實，卻又令港人嗟嘆這個蕞爾小島的未來。
教育容易淪為政治操控的工具
其實，雨傘運動並不是香港回歸後首次的大型民眾運動。除了每年都有的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二○一二年的反國教運動所做成的影響不容忽略。那年的運動，政黨地位不彰，反由學界、民間組織和網絡主導，可謂雨傘運動之雛形。而當時反對的目標，顧名思義，與教育政策有關。教育制度的修訂看似較強硬阻礙香港民主化的路線「溫和」。因此當年政府對民眾的反應之大顯得始料不及，運動高峰期更有數以萬計的市民穿着黑衣到政府總部外集會抗議，外地傳媒多有報道。然而，這種「軟性」的政治操控意圖，近期又有重現的危機。對於上年出現過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的臺灣來說，相信亦不會感到陌生。
香港教育局近日就初中（臺灣的國中）中國歷史科（下作「中史」）的修訂進行諮詢，難免泛起一場小風波。無可否認，中史在香港教育政策處於邊陲位置。二○○○年，教育局取消中史為中學必修科，歷經起伏，本港上年幸有近九成的中學把初中中史獨立成科，但其餘有近一成的中學仍把初中中史以綜合人文科來教授，正好反映了中史在香港竟然「不一定是一科」的奇景。教育局如此輕視中史，難怪投考中史科的人數每年下滑（參圖一），業界有「亡科」之恐，並非杞人憂天。
奇怪的是，教育局竟然熱衷為「這科」非必修，甚至「科不成科」的中史費神修訂。雖然是次諮詢引起之爭議，不如政府在四年前欲在全港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外地傳媒對之興趣匱乏，但仍然令港人懷疑教育局圖以修訂為借口，以達到政治目的。其修訂意圖十分隱蔽，要把它和現時使用的課程大綱比較，才能窺探政府之用心。下表臚列中一至中三的教學大綱（至中華民國成立）在現用及諮詢文件間的異同：
備受討論的部分很多，其中新增的香港史，修訂文件指是為了「讓學生理解香港在不同歷史時期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從而認識香港與國家的緊密關係，同時確立國民身分的認同」，「洗腦」之嫌極大，有中學生在公開論壇亦提出此點。另一個令人詬病的是政治史的簡化。若細閱上表，關於秦朝和隋朝速亡的部分倏忽在修訂文件消失。兩朝雖然分別統一了春秋戰國和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但由於管治無方，國祚極短，秦朝歷十四年三皇；隋朝歷三十七年三皇（兩朝的末代皇帝秦王子嬰和隋恭帝楊侑均有名無實），無獨有偶證明了強行統一而不慎統治的弊處。談秦、隋重統一而輕驟亡，把中史的非常時期弄得肢離破碎，令人懷疑政府忌諱多談中國的亂和亡。中史科前途本已坎坷，現在還提出千瘡百孔的修訂，是以教育評議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組織的代表，在近日香港一個頗有公信力的電視政論節目，都質疑教育局的做法。
承認差異，寬容、懷柔處理才是上策
諮詢期間，剛巧碰上雨傘運動的兩周年。不少香港人當下最關注的，依然是政治制度能否有合理的改革——中國政府仍是對之寸土不讓。然而，政制的停滯只是香港倒退的其中一環。香港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所承受的不單是壓制，也涉及潛移默化的改造。何以教育的左傾會觸動香港人的神經？因為民眾已開始略懂中國的政治手段乃軟硬兼施，而本土文化和價值正遭受侵蝕。港人從二○○八年北京奧運為中國加油，轉而在剛結束的里約熱內盧奧運對中國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並非無中生有。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強調自己是香港的祖國，兩地血濃於水，她也不能否定：香港與中國具不一樣的意識形態。《南京條約》於一八四三年生效，香港島首先割予英國，到回歸時，香港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另類發展。就如同英國與法國於一七六三年簽署《巴黎和約》後接管新法蘭西（今加拿大魁北克省），當時的法裔移民已在該地生活了同樣是一百五十多年。當時的英國決定對之採取寬容政策，准許魁北克人信奉天主教信仰（英國國教是基督新教），時任最高指揮官James Murray更下令軍隊不能擾民，並要幫助農民收割和進行社區服務，贏得了當地人的愛戴。而繼任的總督Guy Carleton更促成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Acte de Québec），維持當地原有的法律、制度和宗教。當年鄧小平提出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過也是類似的思維，希冀以懷柔政策應對與中國發展分道達百多年的香港。
近年權貴企圖以教育和其他方法把香港「和諧化」，顯然做成了弄巧反拙的局面。當然，若深究教育內容變化的原因，未必完全是因為中國大力要求改變教育的方針，也可能如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一九九六年）道：「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My anxiety is th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香港回歸之後，一些高官為求私利，揣摩上意，阿諛奉承，宛如秦二世身旁指鹿為馬的趙高，而不是力諫隋煬帝不要出兵高麗的蕭瑀。教育成為他們圖利的途徑，並非空想。無論如何，若香港和中國政府堅決不就兩地差異如回歸初期釋出尊重和妥協的舉動，香港的社會將難以穩定。參考社會立體論（social cubism），兩地無論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歷史、宗教和人口都因為殖民歷史而產生分歧，強行提倡「融合、團結」，只會做成族群衝突（參圖二）。是以兩地真正的融洽，須從根本的政治思維着手，而非不斷重覆官腔「一國兩制之成功，國際有目共睹」就能解決。原理就如近年熱衷足球夢的中國傳媒高呼「在不久的將來要躋身世界盃決賽週」，卻沒有根治國內足球制度的腐朽，因此改變不了在外圍賽輸得慘不忍睹的事實。
＊作者在港進修中國人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