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於杭州峰會通過了「G20數位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之後，如何透過資訊科技改善金融業服務社會的深度與廣度，已被正式納入了全球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組織推行經濟發展與扶貧政策的指導綱領之中。儘管如此，根據世界銀行2014年金融普惠數據，全球沒有銀行帳戶的成年人口仍然高達20億人。這雖然較2011年所統計的25億人下降了20%，但若諷刺地對照聯合國於2000年揭櫫的千禧年發展計畫中於2015年將全球極端貧窮程度減半目標，若讓貧窮線定義標準不斷向零趨近，統計上當然可以讓更多人「脫貧」。如何讓金融普惠從「有」到「全」到「好」，仍有漫漫長路。
若從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的反面 –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來檢視這個全球發展經濟學上的重要議題，首要問題是為何金融業不能、或不願服務某些客群。金融業本質上是資訊業，其核心商業模式在於協助社會調度各類資本進行經濟活動，管理風險並賺取利潤。互聯網科技的進步，更加凸顯了金融業的平台特質。作為資訊交換與資本調度平台樞紐的金融業，先天就應該極大化服務網絡的覆蓋率與反應速度，盡可能普惠群眾。從金融服務是否存在（availability）、是否易被使用（accessibility）、服務品質能否配合用戶需求（quality assurance）與對經濟決策的影響力（economic influence）等四大面向來看，配合世界銀行提出的四大基本金融服務態樣：交易（transactional banking）、存款、信貸與保險，可以建構一個評估金融業普惠或排斥客戶程度的矩陣。將全球經濟體放在這個矩陣上檢驗，可以看出不同國家金融普惠（或排除）的程度，技術往往不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而是風險評估的價值體系。
商業銀行將本求利穩健經營，寧求服務「好」客戶，而不一定會願意「服務好」所有客戶。在資訊不對稱的真實世界中，提供客戶金融服務本身就是有風險的行為；創新的資訊科技或許可以讓某些無法被服務的客戶變成可以被服務，如果金融機構的基因裡偏好或厭惡某些風險，除非有非經濟甚至政策因素在後面鞭策，很難想像高大上的銀行會主動把扶貧脫困列入營運重點。要讓金融普惠不只是一句口惠，需要非常多配套措施，甚至需要深入理解金融無法普惠的歷史成因，方有可能開始改善。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就是剛於香港掛牌上市，總資產高達人民幣7.7兆元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甫於2016年九月底募集約74億美元的郵儲銀行，原來是中國郵政集團中負責郵政金融的部門，在2007年才獨立成子公司，2012年才改制成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郵政金融上溯清朝光緒年間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提議建立現代郵政局之後，由海關試辦郵政業務，後於1896年正式成立的大清郵政局。1898年，清朝開辦郵政匯兌業務，十年後又增辦郵政儲蓄業務，根據《中國銀行業發展史: 由晚清至當下》研究指出，1930年代郵政儲蓄匯業總局於上海成立後，直屬承繼清朝郵傳部的民國交通部，以「人嫌細微，我寧繁瑣。不求大利，但求穩妥」為經營方針，主要辦理各式儲蓄、會對、放款、貼現、購買公債、經營倉庫、發行鈔票、銷售保險等各項業務，可視為一種非銀（non-bank）金融公用事業。一切公款凡在中央、中國與交通三大銀行未設分行之據點，均由郵匯局轉飭當地郵局代理。國共內戰之後，兩岸郵政各自發展。1986年，大陸國務院批准重啟郵政儲蓄業務，郵政儲匯局依附著郵務系統遍佈城鄉的網絡設施，由人民銀行代為辦理儲蓄業務，因此有很長時間，郵儲利用郵局網點大量吸收民間存款，轉存人行賺取無風險利差。2003年人行對郵政儲金下令「新老劃斷」，就有資金仍轉存央行，但新增資金必須自主運用，開啟了郵儲商業化經營的轉型之路。2004年，郵政金融被正式納入中國銀行監管體系當中。這層歷史淵源，是理解郵儲銀行「自營+代理」獨特商業模式的關鍵。
根據郵儲行上市說明書，截至2016年3月31日，郵儲行共有40,057個營業網點，包括8,301個自營網點及31,756個代理網點，覆蓋中國所有的城市和98.9%的縣城地區。 這個全中國獨有的「自營+代理」模式，是郵儲行最大的競爭優勢。經國務院同意並經中國銀監會核准，郵儲銀行自2007年成立起確立了自營網點和代理網點並存的經營管理模式，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委託非商業銀行辦理商業銀行業務的銀行。根據郵儲行與郵政集團之間的無限期排他性特約，郵政代理網點以郵儲行名義開展業務，且不得辦理非郵儲行委託的商業銀行有關業務，郵儲行未經監管機構批准也不得委託其他企業或個人辦理商業銀行有關業務。郵局代理網點的人員設施仍歸郵儲行大股東郵政集團所有，郵儲行僅就代理網點的業務發展、機構管理、人員管理及風險管理等方面履行督導職責。代理網點發生案件、差錯等造成的損失由郵政企業承擔，但如損失可歸責於郵儲行則由郵儲行承擔。代理網點因違法違規經營受到罰款損失則由郵政企業承擔。
郵儲銀行使用郵政網點的代價，是支付一筆與業務量掛鉤的代理手續費，包括儲蓄代理費、代理結算類業務支出、代理銷售支出及與其他佣金支出等，約當於業務規模的1.5%。2015年時這筆代理費中僅與吸收存款相關的部份就高達人民幣544億元。相比於一般中國大陸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多在1.9% - 2%，加上郵儲行不直接負擔郵局代理網點的建置成本，吸收進來的存款又佔郵儲行超過人民幣5.8兆元個人存款總額的七成以上，而個人存款又佔郵儲行總存款的86%，由於個人存款遠較法人存款來得「黏」，郵儲行的資金成本與規模優勢十分明顯，完全能成為金融同業的「地下央行」。翻看郵儲行上市說明書，顯見郵儲行在公債與銀行間市場扮演的關鍵角色。
僅憑資金成本優勢，應該不足以吸引包括新加坡淡馬錫基金 、瑞銀集團 、加拿大養老投資基金、世界銀行旗下國際金融公司、摩根史坦利、星展銀行、騰訊、螞蟻金服、中國人壽及中國電信等戰略投資者「保駕護航」。甚至連被外界質疑不再投資中國大陸的李嘉誠都透過旗下三個基金會連同長子李澤鉅，斥資100億港元持有11.62%郵儲銀行H股（約佔總發行股本的2.8%）。最直接的投資亮點，是郵儲銀行透過郵政網絡覆蓋全國的渠道優勢，以及長年在地深耕所積累出來的場景理解與未被充分利用的授信能力。
傳統商業銀行的資金運作是以短期資金支應長期放款，在資本市場不發達的時代，存款穩定度非常重要。沒有足夠的支付場景，存款難以穩定。在互聯網金融席捲神州之際，像郵儲行這樣深耕縣級地區，擁有超過五億個人用戶，以面向「三農」小微金融業務為主的銀行，在中國經濟政策必須向中西部相對不發達地區傾斜之時，有巨大的先行者優勢。過去農民工因為金融知識不足，加上傳統商業銀行的繁文縟節，往往讓窮鄉僻壤的客戶卻步。儲蓄匯兌的需求可以透過郵局網點滿足，但是融資需求，許多還是透過民間借貸，無形中成為金融排斥與壓抑的對象。在中國大陸一片「互聯網+」的聲浪中，郵儲行透過郵政體系的線下資源，若能搭配各類互聯網平台的線上技術，再結合各種大數據分析，降低因為資訊不對稱造成的信用風險，完全能讓郵儲行成為一檔O2O互聯網普惠金融概念股，前景看好。
郵儲行搭配微信與易信（網易的即時通訊app）平台的移動銀行，顯然著眼於此。另外，農民工客戶借貸難，一大主因是農村個人徵信資訊匱乏。郵儲行於2016年六月上線了與阿里巴巴天貓合作的「車秒貸」，使客戶在天貓購買汽車時可以直接通過平台申請貸款，再連線到郵儲行個人信貸系統進行信用審批，20秒就能可能完成20萬的車貸額度。若能結合螞蟻金服的芝麻信用，以及郵局的快遞物流服務，又是一個想當然爾的「互聯網＋農村電商＋金融物聯網」。
李嘉誠與李澤鉅投資郵儲行的態度與時機，頗堪玩味。長和集團官方說法，是旗下零售業務（屈臣氏）正以每年開設多達500家新店的速度打入中國大陸三、四、五線城市，市場分布與郵儲行不謀而合，遂決定投資。但以李老超在華佈局，大可於郵儲行五年前開始改制之際即戰略入股，何必等到十九大前夕？可能的政治聯想，是李老超藉由投資郵儲行向中央表明心繫祖國人民的誠意，同時又以具體行動支持扶貧。近期輿論多認為北京有意換掉香港特首，若梁振英表態退出，則2017年特首選舉的熱門人選就剩下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財政司長曾俊華。香港商界有謂：梁振英說扶貧，未必做得到，但施政經驗豐富的林鄭就一定做到。林鄭比起梁振英，更願加稅濟貧。對照李嘉誠於今年六月接受彭博社專訪時指出應該加稅解決貧富懸殊的言論，顯然與中南海左傾政策隔空唱和。投資郵儲股票，既是投鈔票，也是投選票。李氏父子，深謀遠慮。
但就算大方向不錯，投資決策還是要看基本面。郵儲行本來就是郵政集團的印鈔機，更是政府補貼郵務虧損的政策工具。公司治理名義上再獨立，看到郵儲行董事長兼任郵政集團總經理，郵政集團又是持股超過2/3的大股東，深諳中國國情的人都懂，郵儲行不可能悖離黨國層峰意旨。翻開郵儲行的資產負債表，最大的借款人是中國鐵路總公司，借了2431億人民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總共借了1061億人民幣；房地產開發企業與產能過剩企業總共也借了1000億人民幣。然而郵儲行的存貸比不到40%，遠低於其他大型國有銀行的70%-80%。樂觀地看，郵儲行還有很多增加利息收入的空間，悲觀地看，則是不願與不敢做肉包子打狗的賠本生意。郵儲行2015年結算的股東權益也不過2700億人民幣（約當於每股港幣4元）。在中國崩潰的末日情境下，假設這4400億的貸款全部違約倒帳，郵儲行的股東將瞬間血本無歸。如此極端情境當然只有理論上的意義。郵儲行2016年帳面上的不良貸款率雖僅為0.81%，2013、2014、2015年的不良率分別為0.51%、0.64%、0.80%，低於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1.7%，但這是不良貸款核銷後的平均數字。根據郵儲行財報，製造業的不良貸款率由2013年的0.4%上升到2016年的2.3%；批發與零售業的不良率由2013年的0.72%上升到2016年的5.03%；住宿餐飲業不良率由2013年的0.81%上升到2016年的6.08%；中國大陸經濟景氣之差，見微知著。郵儲行高於銀行業平均的287%壞帳撥備覆蓋率，也是未雨綢繆。
儘管如此，郵儲行2015年還是淨賺349億人民幣，約當於每股利潤五毛港幣。就算未來每年利潤零增長，只要沒有黑天鵝級系統性風險，郵儲行五元港幣有找的股價，似乎還算實惠。對比其他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大型國有銀行戰略投資的往績，緊跟黨國腳步的外資機構，在帳面上雖能有豐厚盈利，但實質上卻得不償失。外資金融機構戰略入股，一下子要協助中方人員培訓，一下子又要推廣金融新商品。理論上有專業優勢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在華市佔率，以總資產計才1.3%，以淨利潤計不過0.8%，在內地市場根本無足輕重。外資機構主打理當有競爭優勢的城市客戶，都還被陸資機構殺得片甲不留，現在戰略投資郵儲行，與其說是轉進鄉鎮，經略中西部，骨子裡是響應國策，聊勝於無。還是在陸資投行尚未完全接管香港之前，多賺點IPO手續費比較實惠。
＊作者為旅居香港的金融觀察家與專業投資人，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