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淒涼，我們或許是「亡國滅種」的冤大頭，叫它討了二百年的債，否則我們不必慌著強國忠黨或改造民族，以至滅絕了單個的人，而人口卻從四億增長到十二億。六十年裡中國埋頭生產「反革命」，幾無科學發明，卻精於羞辱、折磨之術的鑽研，內含多項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錄的話。「與人奮鬥」因發達成一門哲學而「其樂無窮」，這一次我們倒是不屑於俄羅斯的「靈魂」拷問，因為我們有「民族魂」魯迅的專利「靈魂療救」，並在毛澤東手裡發揚光大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因為紹興的阿Q穿越時間隧道，終於跟雷鋒握上了手。
在這種國度裡，抗議是一種「群膽文化」，悲痛才能聚眾，「清明」由此變成一個「政治哀悼節氣」，而「覺醒」總是在一個「好人」死了之後。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裡，我躺在豫北農村冰涼的被窩裡，被廣播裡的哀樂，催得濁淚滿枕巾。其實大家都跟我一樣，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過找到一個政治理由才哭得出來。「十里長街送總理」幾乎是一個街頭運動的新創造，但十三年後又去重複一次，至少是很沒有想像力；而統治者更沒有想像力，以為推倒前朝宮牆，擴出一個巨型廣場來，它只具有萬眾雀躍歡呼萬歲一項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間，恰好是最佳的滅神場所。
盛世／鬼打墻／李叔同
不過，苛政不會錘煉叛逆者的智慧，毋寧只煎熬了他們的焦慮。異想天開的「民主一舉成功」，大概不過是「解放全中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預期地馴化出來。即便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似乎都用錯了地方，儘管這是二十世紀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議模式，無奈共產黨豈有英國殖民者的「婦人之仁」？至於文革的絕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裡那個梟雄玩於股掌之上的雕蟲小技。中國七個星期的浩大抗議，啟動了蘇東波崩潰浪潮，卻在本土鉤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壓制。這個更大幻滅，使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鈣，而我們或許只能遺憾，那為中國異議者所能使用的抗爭模式，這個世界還沒來得及打造呢。
這六十年，卻把俄國人巴枯寧最早預感的「黃禍」幻覺，落實成真——鴉片戰爭輸入的西方技術與中國人的原始奴性相結合，撫育兩億五千万勞力，日工資一美元，只是沒有再拖著一條辮子而已，也非「亞洲四小龍」同日而語，卻由「新儒家」早就預備好一頂「儒家文明現代化」的桂冠，偏又遇上亞洲當紅而歐美衰退，於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訂單和買斷全球，於是它便可以綁架酒色財氣的神州，又贖買昏頭脹腦的華爾街，迎來一個油膩膩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