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陞公司許姓負責人因涉嫌違反證交法等罪，檢方三度聲請羈押，均遭台北地院駁回後，又提出抗告，高等法院三度發回地院更裁。日前第四度開聲押庭，雖已裁定羈押禁見，但本案是否再無爭議，猶未可知。這是繼兩年多前張姓男子駕砂石車衝撞總統府，「五度五關」淪為羈押人球後，院檢聯手再次上演羈押被告闖關的戲碼，同時也凸顯刑案被告羈押的若干問題。
刑案羈押以保全證據為目的
羈押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並保存證據，以完成刑事訴訟追訴、審判、執行之程序。由於人性使然，被告於犯罪後，通常會湮滅證據，甚至逃亡掩蓋犯行，這將有害於國家發見犯罪事實、行使刑罰權，故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設有羈押制度，以維護偵審司法正義的落實。
然而羈押是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拘束其行動自由，在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為避免侵害人權，必須有嚴格要件節制國家權力濫用的可能。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至第101條之2規定，羈押只能針對拘提或逮捕之被告，以及踐履法官訊問等程序要件。同時被告亦須具有可能逃亡、滅證串供、重大犯罪，或反覆實施犯罪的羈押原因。倘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較輕微之其他手段，亦可保全被告時，例如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也就是欠缺「羈押必要性」，亦不得任意將被告羈押。
羈押刑罰化的危機
雖然法律已明定羈押的要件，但在實際運用上卻往往未能盡如人意，尤其悖離重要的法律原則。例如無罪推定原則向被視為刑事法法律的帝王條款，不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倘羈押作為刑罰之預先執行，亦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我國刑事偵審實務習於以羈押確保偵審之進行，同時亦可收嚇阻被告之效。此等作法固然符合一般民眾懲奸除凶的期望，然而卻踰越羈押僅是作為防止被告逃亡及證據保全手段之分際，轉化為對被告預先施以刑罰，導致羈押刑罰化，顯已違悖無罪推定原則之要求，嚴重侵害被告人權。尤其是在面對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在「符合民眾期待」及「法治人權」相互拉扯下，一再出現羈押被告闖關的情景，更將推升羈押刑罰化的危機。
檢察官「押人取供」的偏執心態
羈押使刑事被告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響甚為重大，是法律規定羈押刑事被告之要件，須基於維持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之重大公益要求，並符合比例原則方得為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92號、第653號、第654號及第665號等解釋，再再明示此一原則的重要性。
就法而言，如果檢察官認為被告符合羈押的要件，且有羈押之必要性，即應善盡舉證之責，讓法院足以作出准予羈押的裁定。又或是遭法院數次駁回後，接受無法羈押被告的結果，竭盡心力偵查搜證，以求在審判程序中快速將被告定罪。一再執拗於聲押抗告的過程，不僅耗費過多的司法資源，也將曝露出習於「押人取供」，偵查搜證已然黔驢技窮的窘況。
再者，檢察官一再執意聲請羈押，不僅違反「比例原則」，聲請羈押屢遭駁回後，復不斷抗告，顯現聲請羈押過於草率，已屬濫用權限，同時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對於被告「有利與不利之事項，應一律注意」之客觀性義務要求。
上級審法院恣意發回的司法病灶
羈押案件數度往返於院檢之間，高等法院動輒恣意發回，實亦難辭其咎。在法官還稱之為「推事」的年代，上級法院動輒將上訴或抗告案件發回下級法院更為裁判，造成許多案件久懸不決，以致「推究事理」的法曹，遭譏為「一推了事」的官僚。縱然司法審判官已改名為「法官」，且刑事速審法亦已完成立法，但上級法院濫行發回的惡習，卻仍未稍減。
猶記兩年多前張姓男子駕砂石車衝撞總統府，院檢「五度五關」才將羈押案搞定，引起各界譁然。當時高等法院還表示，本案係司法個案，院方不便、也不能過問，「自為裁定」作法過去確實較少發生，將在高院刑庭、法官會議中提出檢討、改進。兩年多過去了，未見任何興革的措施與成效，卻又再度上演羈押人球闖關的歹戲。事實上，上級審法院如果認為被告應該羈押，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規定本可自為裁定，即得以迅速定爭止紛，以避免司法資源耗費。高等法院法官們不循此途，怯於承擔責任，只求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了事。
就整體刑事訴訟程序觀之，羈押僅是保全證據之手段，並非以處罰被告為目的。院檢與其陷入羈押泥淖之中，倒不如忠實地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檢察官的職責與角色，應是儘速偵結本案起訴，爭取有罪判決確定並行刑，儘快將被告繩之以法，而非習於「押人取供」執拗於羈押有無，甚至流於意氣之爭。上級法院雖負有指正下級法院裁判之責，但過度濫行發回裁判，法院審級制度不啻淪為無聊法律問題的作文比賽場，根本忘却司法定紛止爭的初衷。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社會環境快速變遷之下，司法官們的執法方式與心態也應與時俱進，若仍習於侏儸紀的執法態度，悖離人民對於司法的期待，只怕恐龍法官、檢察官終無消滅之日！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