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國際，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政黨在面對經濟自由化時選擇退讓，此類案例其實並不罕見。1990年代，中間偏左的政黨在英、法、義、德、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相繼執政，當時為了定義中間偏左，出身工黨的前英國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便主張「第三條路」（Third Way），倡導一個介於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中間理念；1999年，美國民主黨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取消了格拉斯法（Glass-Steagall Act），鬆綁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作為，也是回應經濟自由化的一種退讓。然而，主張中間偏左的政黨，在2000年代逐漸退燒，右派再起，諸多中間或中間偏右的政黨在歐陸大舉奪回執政權，原因在於當中間偏左陣營致力於社會民主更新的同時，無法在左的意識形態基礎上與右的市場邏輯取得平衡，其結果使其經濟政策相繼失靈，無法提供一套有效解決全球化帶來經濟挑戰的作為。
民進黨過去執政時為何會在經濟作為上挫敗，原因並非民進黨不善於治理，根本的癥結在於當民進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空有英雄主義式的左翼浪漫與審美情緒，卻缺乏系統性理論基礎的支持時，終究讓民進黨難以站在中間偏左的立場去推陳、回應經濟自由化而來的挑戰。
如今，民進黨在重回執政高點之際迎來30年黨慶，蔡英文與民進黨如何在意識形態路線上「三十而立」，去回應上述政經發展邏輯的本質問題，如何讓其路線價值與經濟政策取向不相違逆、得以共存，當為民進黨必要面對的課題，在兼顧分配正義與擴大公民社會的參與後，民進黨還是得回頭面對區域和全球經濟自由化的那道關卡，那正是歷來民進黨經濟政策弱勢的緣由。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1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