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關係政治會改變嗎？
大陸媒體與群眾仍然在儒家的話語中，以香港在中國崛起中的角色責任，及忠實執行責任所能得到的報償，作為理解香港問題的主要依據，關心的是誰對誰錯，責任在誰。反送中的話語中出現了民主自由的陳腔濫調，立刻引發後殖民主義的質疑，認為是受到英國殖民的思想毒害，而沒有看到這樣的陳腔濫調，終究是一種身分戰略，是一種對港府與中共的羞辱。而對英美台的認同，更像是自暴自棄。
當然，這種羞辱靠的是一種對殖民壓迫的刻意遺忘，不然如何成其為身分戰略。而自然狀態下的連帶意識也會因為這樣的反中情緒，而陷入某種反中的宿命。如果堅持反送中的五大訴求，是用來表達相互同情，便有助於連帶感的持續，如果變成是用來抵抗中共，就反而會將自己鎖進中共的反面而遭到政治化。
香港的民主自由化會不會解決問題呢？還是民主化以後的結局，會跟台灣一樣，很快走上社會分裂與階級分化，港獨勢力驟然擴張的地步？不過，如果連帶意識已具有充分的基礎，其範圍當然不限於香港，其所感到有責任的對象，將進一步包含更多的大陸與台灣的對象。具體的政治訴求應該不重要，如果重要，連帶意識就會如同21世紀的美國，陷入分裂。
儒家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想在台灣的碰撞結果，是虛假的自由主義與破碎的儒家價值，因為後殖民情境導致政治人物不能容忍自己權力受限，儒家變成了實踐中用來宰制下層的工具，自由主義變成了政治鬥爭的藉口。香港已經在實踐中孕育出了連帶意識，暫時擺脫了台灣自由主義崩壞的厄運，也讓台灣的政治領導人或學者完全無法理解。
儒家透過關係脈絡形成的大我社群意識，與自然權利形成的以小我為核心的社群關係，兩者是不同的情感過程。他們之間如何融合，香港深厚的儒家文化傳統有沒有機會在其間獲得傳承，自然權利意識對中國崛起會促成什麼提升，這些都不是什麼浪漫的話題，只能等實踐，不能靠邏輯答覆。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