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狀態下的廣東烏坎
烏坎正在經歷的是一場戰爭，一個紅色帝國對一個自治小城邦的戰爭，一個黨國對一個村落的侵略與佔領。烏坎曾是一個標杆，官方與民間社會妥協的一個標竿，民間相對獨立自治的一個標杆，如果順著這枚標竿，也許中國的鄉村可以找到一個符合普世價值的方向，但這個方向顯然與極權政治相悖逆，黨要領導一切，而權貴要開發財富，自治的村莊就既不可以成為一種進步象徵的標杆，也不能成為黨治之例外。
這場戰爭因此是必然的，也許村莊會一時失敗，但最終的敗局，歷史性的註定，必然是那些極權政客與權貴同盟。
據報導，9月13日淩晨4點左右，陸豐警方突襲烏坎村，逮捕村民蔡加粦等13人，警方與村民發生對峙和衝突，並導致一定程度的流血傷害。武警為什麼要在深夜「掃蕩」烏坎村？因為六月份以來，烏坎村民在自己的村莊持續示威遊行，要求當局釋放民選村長林祖戀，並要求當局清還屬於村民的土地款。有當地人驚呼，特種武警進入烏坎村，比鬼子進村還可怕。
儘管是在自己的村莊土地上示威，但警方稱其為未經批准的「非法集會、遊行、示威活動」，對當局來說，任何未經允許的示威活動，都是擾亂公共秩序，哪怕是在在自己家門口，這樣的時候，當局全然忘記了，村民自治這樣的概念，當然也不會承認，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百姓私宅。他們完全像侵略者那樣，公然侵犯村民自治領地，公然侵入公民私宅，「捉拿」所謂的「違法分子」。
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帝國對一個和平村莊發動的戰爭，這個帝國不能向外擴張，就只能對內蠶食，土地之所以不能私有化，而以所謂的集體所有名之，就是把土地當成帝國權貴的一片片桑葉，自食自肥，不容任何討價還價，更不允許有集體的抗爭。
黨國土地是權貴資本的政治經濟基礎
共產黨在中國的成長壯大歷程，就是玩弄土地的政治遊戲的歷程，如果說在中共當政之前的打土豪分田地主要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進行，用以謀取軍政經費，但為了統戰需要，分田地活動時斷時續（或改為減租改息），而到了當政之後，先是分田到戶，似乎是兌現了歷史承諾，使農民耕者有其田。但土地在農民手上還沒有捂熱，就通過集體化合作社，將其收歸國有或集體公社所有，農民因此成為黨國的自耕奴，土地與戶口都被鎖定，沒有土地與市場交易，沒有其它工作可以選擇，更沒有居住地遷徙的自由，極端的公社大鍋飯制度，曾造成三千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但人民公社制卻保存了下來，一直成為毛氏政權穩定的基礎。它的災難性後果先是在城市中呈現，城市無法供養新一代年輕人，於是將城市年輕人口下放到鄉村，讓條件稍好一些的鄉村養育城市新增人口。隨著鄉村人口的自然增加，大量條件生態差的地區無法糧食自給，青黃不接之時大量人口逃荒要飯，許多人家一家人只有幾件衣裳出門時才能穿著。
這樣的狀態，才催生出安徽小崗村農民通過契約的方式，冒著坐牢的風險「非法」分田到戶，結果是小崗村民們得到了溫飽，中共高層順應了民意，尊重了小農經濟的規律，承認了非法分田到戶的合法性，整個中國因此溫飽。
小崗村農民得到的是土地承包權，以及有限的耕種自由，屬於農民的土地，並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
安徽農民引領中國邁過了一道坎，就是將集體田地分包到戶，非法的方式得到合法的承認，現在，中國又面臨更險峻的一道坎，就是將所謂的農民集體土地，私有化成為農民合法財產，讓農民擁有對自己財富的支配權。
為什麼中共難以邁過這道坎？直接原因是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的經濟支柱，地方政府靠的就是烏坎這樣的村莊土地，如果沒有可供開放、有升值空間的村民土地，地方政府就沒有了衣食之源。說得嚴重一點，地方政府就會倒閉。農民的土地是農民的生命源，也是地方政府的生命源，現在的爭奪戰，是爭奪生命源之戰，正因此如此，村民們冒著巨大的風險，示威遊行，公然與政府抗爭，而地方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侵犯人權，強佔百姓土地，謀取政府與開發商的利益。
在其它地區，地方政府非常容易各個擊破，令原住民被拆遷，烏坎之所以成為一個特例，是因為烏坎村民精誠團結，共進共退，持續抗爭。烏坎因此成為一個村民自治的堡壘，一個獨立的城邦。
中共的政治無法開明
村民們的示威活動，是想和平地促動政府處理烏坎村的問題，釋放他們選舉出來的領頭人，但政府處心積慮要做的，就是不允許村莊有民選領導，民選領導的存在，就不可能配合上級意圖，就會爭取村民的利益最大化，甚至會拒絕任何上級政府與開發商開出的條件，只要自己的土地擁有權，不要所謂的經濟發展、土地補償。
武裝力量出動，抓捕一些村民帶頭人，是想威懾村民，使村民處於散沙狀態，同時不讓境外媒體自由獨立的報導，不產生任何國際影響力，如果國際影響過於激烈，就會引發最高領導當局不安，地方當局就會被追究責任。地方當局想做的，就是關起門來通過暴力處理面臨的問題，讓問題與矛盾悄無聲息地積存在村莊裡，政府仍然自行其是。
槍桿子握在自己手上，選票控制在自己人手上，媒體掌控在自己手上，土地，不讓農民擁有。
這是完全的戰爭狀態下的殖民地模式，中國歷史上外族統治譬如元蒙與大清，征服漢人政權之後，並沒有剝奪全民土地私有權，他們控制槍桿子，控制官員的任用，只是通過稅收方式，來保證統治經費的充足，共產黨政權的詭異在於，沒有市場化經濟時代，通過土地與戶口控制百姓，以使整個國家處於靜止狀態，而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只是有限地開放土地的承包權，但絕不允許農民將土地變成私產，變成可以兌現的支票。
中共錯誤的頂層設計，直接決定了底層社會現狀，這個錯誤的頂層設計就是將土地真正的歸屬權或決定權，放在村支書或黨領導的基層幹部手上，讓黨領導地方經濟發展，同時，又嚴格控制選票，江澤民時代開始的三個代表思想，暗地裡允許資本家或企業主們通過某種方式進入人大與政協，使權貴資本形成合力，以保護經濟快速發展，現在我們看到，賄選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均被嚴厲打擊，既不允許民選，又不允許賄選，代表只能由上級內定，由忠誠于上級領導的幹部與群眾，去充當投票機器手或政治花瓶。
萬里治下的安徽，讓小崗村民分田到戶，是一種政治開明，汪洋治下的廣東，允許烏坎村民自選村支書、村長，也是一種政治開明，現在我們看到，政治開明在體制內也遭到遏止，中共對底層百姓的專制，通過一場又一場殘酷的戰爭方式來征服與掠奪。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