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今的狀況可謂不同群體在這裏身處平行時空而不自知，鄭經翰是香港的精英，但他可能活在以往的時空，沒有察覺到「時移世易」，看不見香港今天的情況與他想像中或身處的「黃金歲月」已經相差甚遠。他對「我們」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所發出的感嘆源自於憂慮中央政府的干預，而不是社會現時的衝突，因為他知道，社會衝突或香港政府不會改變這個「隨心所欲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只有中央政府的干預才可能使這種改變發生，甚至是經此一役就結束。
鄭經翰的評價非常中肯，確實如此。
為什麼社會衝突和香港政府都無法改變香港的困局？因為香港社會不存在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共識，香港政府更是既得利益結構的持份者和保護傘，不會打破自己的金飯碗，更遑論推動「結構改革」。既然如此，徹底信奉並享受着自由放任經濟提供利益的群體為什麼要擔憂香港會自己改變既有格局？當然，大家都沒有想像到這一次反修例衝突會激發中央政府的介入，在過程中會對大企業如此不客氣，當中亦呈現了中央對香港的穩定重視到不惜打破現有的經濟運行傳統。其實，如果中央意識到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如此嚴重，它會出台更為「激進」的政策，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將會首當其衝。只可惜這些大企業對香港的深層次挑戰一直視而不見，只顧自己賺錢，香港政府又鼠目寸光，根本不願意看見亦不考慮其他持份者的利益，才會讓局面發展到如此地步。
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就是改革的對象——要達到這種共識，首先是要社會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困局有所掌握。當示威者為了維持示威的動能，將焦點放到警權，甚至水貨客、智慧燈柱、無理解僱、性騷擾、警犬權益、過期催淚彈等議題上，很可能就是自己將焦點轉移，繼續在表象議題上打轉，對深層次結構和既得利益格局視而不見，甚至是不願意對自由放任經濟進行指責。這樣的訴求就是線性的，根本沒有提出結構層面的質問，亦無法將警覺延伸到解決核心問題。
事實上，中央政府至今的干預只是一種對既得利益群體的「輕敲碎打」，頂多就是不太給大商家面子。當更多香港人無法接受大企業的「隨心所欲」，社會衝突不再只是朝向政府，還包括這些大企業，這種市民的反噬遲早會讓香港的企業環境徹底改變，到時候，代表既得利益發言的社會精英會否更傾向接受中央政府的輕敲碎打？今天中央政府的動作反映了它毫無顧忌，提早讓大財團們不能「為所欲為」，同時亦解釋了市民至今依然有所顧忌，不習慣用階級訴求來說明問題。
當「人民戰爭」指向既得利益
在同一天，練乙錚先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提到「人民戰爭」，他認為香港近期騷亂是挑戰中國政府的專制，這種「人民戰爭」就好像當年毛澤東曾經發起的，只不過這一次是針對中共自身。練乙錚的「人民戰爭」提法很精闢，但他的認識或許只流於表象，甚至搞錯對象。驟眼看來，香港現時的社會衝突似是針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那是因為大家將焦點放到修訂《逃犯條例》上。如果只是這樣，事情就比較簡單，但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港府已經終止修例，中央亦認同其做法，示威者達到了目的，騷亂卻依然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