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則是以招募實習生及留學生做為掩護搶用勞動力的「盾牌」，卻給他們不平等的薪資，或是要求給付高額學雜費。引入企業實習生，其實大多是藍領工作，薪水也被剝好幾層；開放留學生，其實大部分遠渡重洋的年輕人都付不起如此高額的學雜費。出井康博認為，日本擅長用話術包裝美好願景，吸引大批外國人自願到日本工作。
「沒有所謂剝削、沒有所謂奴役，所以問題出在哪？」
綜上所述，台灣的工作合約及日本抽傭制度看似有許多不平等之處，但筆者認為日本的抽傭制度不能算是剝削，台灣的工作合約不能算是奴役。
第一，移工是出於自願；第二，剝削和奴役的定義如何界定，恐怕連本國勞工都有相同遭遇。
西歐國家像是德國、法國等都被移民問題困擾著，台灣和日本則在勞動力需求與開放移工程度之間取捨，但最終的問題，筆者認為仍在於「我們有沒有要讓移工融入社會的意思？」到日本工作、當家庭看護的受訪者說：「日本人應該意識到，是他們需要我們（移工），而非我們需要他們。」直截了當的一句話，背後隱含著的意義是，移工需要有歸屬感的社會。某些認為移工會為本國社會帶來威脅的論點，無非是害怕工作被搶走、高犯罪率，但這些都是事實嗎？又都不能解決嗎？如果能讓外國移工融入本國社會，減少雇主與移工之間的隔閡，還怕有衝突嗎？
當我們認知到勞動力在十年後可能不敷使用，在招募勞動力之餘，後續的適應情形也是我們要追蹤的重點。筆者不認為日本和台灣是偽君子抑或真小人，那是以部分想融入本國社會的移工為出發點的想法，卻忽略了本國立法者與民眾的意願。如果能改善聘僱過程，或以完善的法律保護移工，讓雙方都能取得一個良性的平衡點，這或許才是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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