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全球貿易前景低迷不利中國，但是有助中國成為一個更著重消費與服務的國家。如果中國與美國貿易衝突加劇或是爆發貿易戰，就太糟糕了。雖說雙方在貿易衝突上針鋒相對，而且越說越大聲，但是沒有人會在貿易戰中獲勝。貿易戰的策略就是使對方的損失更重，就此觀之，有貿易順差國可能會較逆差國損失更多。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二○一七年美國來自中國的進口額是在五千億美元以上，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一三○○億美元。不過美國與中國間此一為三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並非所有都是雙邊貿易造成的，因為中國是亞洲主要的供應鏈中心，有許多產品都是由其他國家運到這兒再完成的，例如日本與南韓。根據OECD的附加價值貿易資料，如果考慮到這類的效應，二○一七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有一五○○億美元，如果再考慮美國在服務部門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包括旅遊與商業服務，所有的逆差大約是在一一○○億美元到一二○○億美元間。這不代表美國對國貿易與投資的操作是不對的，但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政策也不能忽視這一點。
貿易戰的策略就是使對方的損失更重，就此觀之，有貿易順差國可能會較逆差國損失更多。
中美貿易關係緊張
關於逆差國的損失會比順差國少的觀點是在於中國的順差是與其經濟成長、工作與社福相加，美國的逆差則是自其經濟成長扣減。因此，如果逆差縮減，就算術而言，對其GDP具有正向作用，不過美國仍將付出許多代價，包括經濟成長的損失、成本與物價上漲與失業增加等。但是中國的損失更多。換一個角度來看，美國進出口總共佔GDP的百分之二八左右，反觀中國則是佔百分之四十。因此，相較之下，中國的經濟對全球貿易與主要貿易夥伴的作為也就更敏感。重點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僅佔其GDP的百分之一，也僅佔其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八，然而中國對美出口佔其GDP的百分之四，佔其出口總額的比率更是達到五分之一。
儘管雙方都宣稱有突破性的進展，但是實質性的成果卻很少。其實早在歐巴馬政府就已同意恢復牛肉進口。中國對天然氣的胃口有限，因為其從煤炭到化學公司的垂直整合使其寧願使用煤炭。雖然中國表面上歡迎美國信用卡公司與債信評等業者的進入，並且放寬對外國擁有金融服務公司的限制，但是其表現出來的熱誠與容忍卻遠不及其貿易外交辭令。總而言之，就算是有，短期內也不會有幾家企業在中國金融公司持有大部分股權。同時，對外公布的大筆訂單貿易協議大部分都不具約束力，而且確實有可能發生的還需要經年累月的談判。
美國關稅策略的最大問題是不會成功。此一策略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喪失的工作機會可能會比保留的還多。同時，由於川普政府與國會已同意在二○一八與一九年大幅減稅，財政赤字也會大幅擴增。這等於美國儲蓄下降，鑑於外部逆差是來自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關係，財政赤字擴大也會導致外部或貿易逆差增加。加徵關稅不但一事無成，而且只會觸怒美國的盟友與對手。同時，美國政府若是做得太過火了，毫無疑問會導致國內共和黨議員與企業界的反對聲浪更為擴大。
此外，如果中國覺得受到欺負或是羞辱，可能不再只限於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因為其來自美國的進口遠不及其對美國的出口， 而將目標瞄準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在此一方面，中國是有一套模式的。例如二○一七年三月，中國限制國人赴南韓旅遊，以抗議首爾政府同意裝設具有爭議性的美國飛彈防禦系統。在二○一六 年十一月，由於不滿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共和國，中國對該國出口商品加徵懲罰性費用。二○一二年，由於釣魚台引發緊張情勢，中國政府鼓勵反日抗議與針對日本企業的行動，另外也因黃岩島的糾紛而限制菲律賓的香蕉進口。二○一○年，中國禁止挪威鮭魚進口，因為對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頒發諾貝爾獎，並且也對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停止出口稀土，部分原因仍是在於之前的釣魚台爭議。看來自川普上台以來，北京當局也不是閑著不做事，而是就一些可能成為報復行動目標的公司與產品發展出一套策略。
美國關稅策略的最大問題是不會成功。此一策略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喪失的工作機會可能會比保留的還多。
中國可以針對在國內影響為零或是微不足道的企業，或是已有替代性外國供應商的企業。例如中國可以取消對波音的飛機訂單，而由空中巴士來取代。在二○一五年時波音在中國銷售約佔其全球銷售的百分之一二。中國也可以針對半導體業者如高通（Qualcomm）與博通（Broadcom），他們大部分的營收都是來自中國。中國也可以懲罰在中國擁有龐大業務的企業，例如蘋果、通用汽車、沃爾瑪與星巴克，他們在中國業務龐大，而且都在尋求擴張。但是這種針對美國企業的策略對中國也潛藏高度風險，不威脅到中國的工作與生活，同時還有美國與其企業和中國間僅存的信任。這是中國可能不願承擔的代價，除非是情勢緊迫。
習的中國不太可能因為貿易戰而陷入混亂之中，除非雙方的政治關係已經瓦解。不過無論如何，如我之前指出的，貿易僅是表徵而已，真正的利益衝突是在於科技與中美企業在對方國家進行投資或營運的相關條件。其中一些利益對雙方而言都是最基本的──所牽涉的從國防與國家安全，一直延伸至經濟實力與商業化──相形之下，同意在貿易安排上有所改變看來近乎容易。因此，我們也需要檢視投資上的緊張關係。
美國貿易逆差與中國信任逆差
習近平應該承認，在全球貿易體系與經濟中面臨可能遭到壓迫的新環境，包括美國打算縮減其逆差，中國必須說明其貿易順差的結構性原因，以及承諾削減順差，以幫助自己與全球。否則全球貿易可能再度走低，甚至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陷入無法避免地衰退。原因很簡單，如果全球要視中國為貿易的新領袖，各國會要求中國無限制增加提供資本，或是增加進口產品與服務。換句話說，他們要中國放棄資本管制或是貿易順差轉為逆差。
我們來做個比較，對於這兩個角色，美國都做到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大約一九六○年代，美國透過貿易順差大致滿足全球對儲蓄與投資的需求，而與其相伴的是持續輸出資本與美元流動性。從一九五二年的十年順差尤其顯著，之後持續出現順差有所縮減或是收支平衡的情況直到一九七○年代。美國在後二次大戰時期的政策重心是重建戰後經濟，尤其是歐洲，還有貿易自由化與推動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協議下的機制。在此一時期，儘管大部分國都對資本流動實施管制，但是美國持續輸出資本。這對美國與慘遭戰爭荼毒的歐洲大有助益，後者迫切美元來資助更多的貿易。
隨著時間過去，歐洲與日本重建經濟，雙雙採取成果豐碩的出口導向成長策略，美國的貿易逆差開始擴增。世人對美元短缺的關切逐漸轉為對其供過於求的憂慮。除美國之外的全球各地大力囤積美元，令人擔心美國的黃金儲備是否足夠支撐美元的供應，可以將其維持在當時為一盎司三五美元的固定價位。布列敦森林協議的固定匯率制最終倒閉，隨之而來的全球資本流動自由化也改變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地位。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已是稀鬆平常的事，而新興市場的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使得這一情況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更加穩固。
美國在全球體系的功能隨著需要而改變。在戰後早期，美國透過資本外流來提供美元的流動性。在浮動匯率制出現後，美國則是主要以貿易逆差來提供美元流動性，而相隨的是來自其他國家的資本淨流入，包括中國在內。不過，重點在於美國的進口在促進全球對美元需求，與維持全球經濟成長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美元無庸置疑是最主要的全球貨幣──與一些一再重覆的警告恰恰相反──以穩定、安全與流動性大致無損，但並非全部而著稱。一套穩定的全球貨幣體系的挑戰在於如何將貿易順差與逆差的水準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來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如何應付在全球大量流竄的資金對貿易的阻礙，以及降低全球對單一貨幣的依賴，在這裡指的就是美元。
沒有人會真的認為美元未來在全球貨幣與貿易體系中不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但是中國與人民幣就算不能取而代之，能夠當作候補嗎？
全球無法輕易取得中國資本是因為中國對資本出口實施管制。這樣的情況看來不會改變。中國並不稀罕海外大量持有人民幣或是開放的資本市場，而對自已居於管制中國人民行動的地位感到滿意。無論如何，全球資本泛濫，並不需要中國的資本與增加進口以擴增全球的需求。
中國若要加進口，必須允許其國際收支由順差轉變為持續但是可以管理的逆差。如我們在第三章討論的，這表示儲蓄減少，消費與進口則告增加。隨著消費佔GDP比率增加，儲蓄與投資比率少，中國也會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引擎，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一個更為有力的角色。
中國願意在總體經濟政策與管理，做出這樣重大轉變的機率渺茫。但是坦白說，不論喜歡與否，美國與美元都會繼續成為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的關鍵。貿易戰也許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儘管川普政府也許已將若干政治優勢讓給習的中國，美國仍是全球體系的中心。點美國與中國相互合作現在可能更加困難，但是這並非表示雙方注定要走向相互毀滅的對立之路。他們仍有空間與潛力來發展一種緊繃的關係，在此關係下雙方相互競爭，以爭取世人支持他們的構想、政治與政治理念，並且透過發展與新科技的商業化，向世人展現他們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優點。不過，不論中國與美國是如何解決雙方的歧見與商業利益衝突，他們都須面對如何因應中國一帶一路策略的挑戰，這也是我們現在談的主題。
作者／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前瑞銀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
文章摘自《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第八章「中美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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