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鏡頭裡的人群慌張躲閃，擠成一團，被旁邊身著白衣的人攻擊。突然一個中年男子的身軀急速靠近鏡頭，鏡頭猛烈晃動起來。砰，一聲響，鏡頭倒地了，視線變成平躺在地，緊跟著觀眾聽見巨大的撞擊聲，鏡頭前是快速落下的棍棒，接著是拍攝者的尖叫……是女聲。
可怕的是，鏡頭沒有停。七月二十一日的香港元朗，深夜十一點，有十六萬人實時在線，透過直播，目睹了正在做採訪的《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被毆打的全過程──並非旁觀者的第三方視角，而完全是當事人的主觀第一視角。
事發時，她正在元朗地鐵站直播黑社會人士無差別攻擊市民的畫面，自己突然被打倒，被圍毆了至少一分半鐘。期間有市民上前試圖保護她，也同樣遭到毆打至頭破血流。倒地的鏡頭記錄了這一切。
女記者被圍毆，第一視角直播全港
受襲之後，記者帶傷堅持直播約一個小時，從白衣人持棍衝入地鐵大堂、在列車車廂門口襲擊車內民眾，一直拍到他們揚長而去，其後警察列隊到來。
在電腦或手機螢幕上觀看直播的十幾萬人，坐立難安。看到記者被打倒在地的那一刻，許多人即刻出門，前去幫忙──他們開車把被圍困的市民救回家，或者去現場的警局報警。前無線電視新聞主播、有相當知名度的柳俊江就是其中一員。
誰知他開車到現場接送市民不久，竟遇上第二輪攻擊，也被一批白衣人圍毆至頭破血流。畫面在網路上徹夜直播，人們眼睜睜看著《立場新聞》女記者被打，看著柳俊江等人前去救援，又看著救援者再次被打，頭破血流的畫面被剪成片段或者GIF檔，傳遍全城。前後兩、三個小時，沒有警察，只有白衣人中間無影無蹤的半個鐘頭，警察在場。
直播已成接收運動資訊最主要來源
從六月九日到八月底，漫長的香港之夏發生過三次百萬人以上的全民和平遊行。而許多個深夜裡，數百至數千示威者在前線與警察（或幫派人士）激烈衝突，數萬至數十萬市民在手機或電腦前，緊盯著數十個媒體／自媒體直播畫面的其中之一，日積月累地建立自己對運動的理解、判斷與情感基礎。這成了大家共同「經歷」一場運動的方式，但很可能會獲得截然不同的感受。
八月底《明報》發布一份由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做的民調，問被訪者哪些渠道是他們關於運動資訊的重要來源，「現場直播」是得分最高的選項（十分中的八．一二分），比傳統媒體（六．八五分）、社交媒體（六．○一分）、WhatsApp、連登（網路討論區）、Telegram都高出許多。直播異軍突起，這與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或者更早前的大型社會事件，人們接收資訊、建立理解的方式有了很大不同。
以直播為中介的「經歷」，就等於真實嗎？顯然不是。已經反覆被證明的經驗是，明明面對同一個時空，不同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也會從中截取自己主觀最希望擁有的感受，抱持下去。
首先，直播畫面的來源非常多元化、個體化。
當運動呈現去中心化的樣態，沒有統一發布消息的「大台」（指揮者），也沒有全景視角的「廣場」，各路媒體、自媒體往往以最輕便的設備，一人一手機模式深入各個現場直播。
ＶＲ般的體驗反阻礙觀眾反思脈絡
這時鏡頭的判斷，就是拍攝者的判斷，鏡頭的情感，就是拍攝者的情感。安坐於房間的你，看到鏡頭在催淚煙下不停後退時，可以體會到拍攝者的恐懼。看到鏡頭在被圍毆倒地後依然不停止，可以感受到拍攝者的意志。看到一場衝突中，鏡頭聚焦在拔槍的警察，或者扔磚的示威者，可以進入拍攝者的立場。
這種傳播型態是新聞事件中前所未有的親密帶領。對記者來說，每一分鐘都在考驗記者的臨場身體反應，在一片混亂中捕捉重點的判斷能力，而最終傳播效果為何，甚至考驗的是他／她為人的基本性格與情感。
正如《立場新聞》的其中一位直播記者阿匡坦承：「現場不停拍攝事情的發生時，每一分鐘都在做新聞的判斷，例如你站在什麼位置、拍多長時間，沒有一刻是完全中立的。」
其次，直播畫面容易令觀者覺得，這就是真切的真實。
《立場新聞》的記者何桂藍在接受香港電台《鏗鏘說》訪問時，回憶她在七月二十一日元朗襲擊中的拍攝：「被打的那條片很像看虛擬實境（ＶＲ），有聲音，有手機掉在地上，鏡頭搖晃，它讓人看到受衝擊的狀態。那個視覺和聲音的狀態，是放大我經歷了的事。」在這場拍攝中，她既是被襲擊者，也是襲擊的拍攝者，對戲劇化場面的直播，帶來的體驗「放大」效應，有審慎而誠實地描述。但絕大部分觀眾很難感受到這一點，直播畫面太真實了，真實到令你很難反思它的來源脈絡。
在事件現場，拍攝直播的記者，身穿反光衣、戴著頭盔、掛著記者證，可以站在示威者與警方之間。那是一個被刻意留出來的位置，好似交戰雙方中間的緩衝區。但那不是一個無特權的普通人可以站的位置；也就是說，在那裡所拍攝和感受到的一切，並不是在這場運動中的任何一方（無論是示威者或是警察）所感受到的真實，而是一個預先被劇場化了的真實。畢竟直播不會隨時隨地開啟，而一定會略過平淡無奇的日常畫面，開啟在衝突最激烈的時刻。
何桂藍也曾在採訪與分享中坦承：「做直播其實很阻礙一個記者去感受現場是什麼環境。」「拿起手機，身兼拍攝者和旁述員的身分，照顧拍攝效果多於照顧現場究竟發生什麼事。我自己的感受是，只有我不做直播時，我才能感受到現場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而對觀眾來講，跟著那些晃動的不被剪接鏡頭、有性格有情感溫度的現場解說，很像經歷一場真人版ＶＲ。ＶＲ的邊界在哪裡？與現實的關係是什麼？反而讓人不容易去反思了。
直播數度成為反送中輿論轉折點
再次，直播的擴散方式非常圈層化。
保守陣營對運動中的新聞媒體有一個常見指控：「不拍示威者打人，只拍警察回擊」，指責記者們對示威者的暴力視而不見，對警察的暴力錙銖必較。先不談媒體是否應該更側重於監督公權力，事實上，在複雜多變的現場做直播，只專注拍一方的情況並不容易做到。拍攝角度可能隨著拍攝者的判斷與立場有所側重，但足夠長的直播時間，往往會獲得比較完整、未經剪輯的畫面。問題是，除了跟著直播鏡頭實時收看的觀眾之外，當直播影片擴散到更多人群時，不太可能是一到三小時的畫面，而往往是經歷過網民自行剪輯、摘取的。這時的傳播就非常圈層化了。
保守陣營更常截取示威者攻擊的片段來擴散，而同情運動的觀眾，則往往聚焦在警察暴力的片段。不少在運動現場做直播的記者都提到這一點。像是何桂藍在一次電視訪問中提到：「我們很多（畫面）都拍到，但《立場》的讀者支持運動，愈多人分享就傳得愈廣，愈少人分享就會快速沉底。」社交網路的圈層化，令同一段直播，在出街之後也會被剪輯成截然不同的短影片，傳播至不同政治立場的平行世界。隨著運動中各方衝突愈漸激烈，一段完整直播的碎片化、圈層化傳播也愈發明顯。
社會情感藉由直播擴散鞏固
八月底《明報》發布的中大民調，有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認為直播非常重要、依賴直播獲取運動資訊的市民中，有七七．四％認同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而認為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只有四二．八％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愈認為媒體直播重要的市民，愈傾向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度武力。
反過來，在認為媒體直播較不重要的市民中，有五五．一％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但在認為媒體直播非常重要的市民中，只有三一．四％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度武力。
直播帶給人體驗，不只是資訊，因此它會比其他媒介更容易影響觀眾的判斷。香港之夏的幾次關鍵輿論轉折點，的確都與直播畫面有關：七月一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清場前夕，《立場新聞》記者直播採訪一名進入立法會救人的少女；七月二十一日元朗事件中，記者被襲擊的影片；八月十三日機場占領行動中，示威者圍困、襲擊一名撐警察的中國男子直播影片。直播所激起的即時情感（義憤、哀傷、同情等）是其他媒介所難以比擬，社交網路的圈層擴散，又令這樣的情感傳播不斷被鞏固，成為不同人群（可能截然不同）的情感共識。
香港之夏，應該是世界範圍內，網路直播第一次被這樣大規模地應用在持續、動態的衝突現場。
百萬人在直播鏡頭前與十萬人在現場一起經歷，場內場外互動，所帶來的改變不可小覷。（本文作者為公共討論平台Matters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