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務官員在程序上，必須先選上國會議員，即是經歷基本的選舉，「這樣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貼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樣面對社會經濟內部矛盾、貧富懸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問題，莊嘉穎說，新加坡在物質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該國國民對政府沒有不滿。新加坡的社會、政治張力沒有香港明顯，一般民眾已經接受了威權統治。
這與新加坡的歷史脈絡有關，莊嘉穎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從英殖民時期到獨立，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幾年，當中不少涉及勞工權益的反殖民運動，「整個過程包含了多人被長期未審拘留、擴展包括鞭刑的國家暴力、政治鎮壓、收編、收買、再分配政策等手法，才逐漸壓下去。這類事件不算很快被解決。問題很快被解決的印象，來自管制社會和言論後，所建立的敘述。」
莊嘉穎認為，新加坡所謂「家長式」統治，其實來自長期對公民社會的分化、施壓，對社會的控制、收編，以及去政治意識的「國民教育」。
「這樣雖然建立一定的穩定，不過長期運作下，造成民間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間對權利和國家機器的依賴。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國城市對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還有能監督行政權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價會相當高，那個香港也不再會是現在的香港，」他說。
鄺健銘認為，中國有意在香港推行類似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但近年的抗議事件突顯這很難成功。
他認為，中港當權者要學習一個道理，「本土意識是發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識「被污名化」，亦被執政者視為「社會動亂」。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務對象方面更顧及本土社會，情況會否好一點？鄺健銘說，這並不容易，「由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反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雨傘革命，到現在反送中。這些問題可以理解為，經過長時間英國人管治，香港對極權管治模式不適，並作出了反應。」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時期並沒有強勢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員有一定的自主性，「不一定永遠聽倫敦的指示」，但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重視國家安全，這種意識成為一種威權管治風格。
他說，香港的時局與國際關係有一定聯繫，中國會否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確保香港的不變，將會成為西方國家評估與中國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為中美貿易談判中，成為令中國尷尬的障礙，因此香港的局勢會如何發展很難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