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2016年9月4日舉行全代會，黨主席洪秀柱在致詞中表示，國民黨應該徹底「經國化」，讓經國先生的路線引領國民黨重拾民心、重返執政。可是，什麼是「經國路線」呢？
「經國路線」的核心思想有三項：1. 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提倡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互相接納。2. 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反共不反中。3. 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世界一邊。
首先，蔣經國始終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1978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與美國談判雙方斷交後的關係安排時，蔣經國親自提出五項原則：持續不斷、事實基礎、安全保障、妥訂法律以及以政府關係為依據。蔣經國在強調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時，重新定位了中華民國的國際法地位：「中華民國自1911年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獨立之主權國家，中華民國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唯一真正的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所產生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的存在一向是一個國際的事實。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及國際人格，不因任何國家承認中共偽政權而有所變更。美國應當繼續承認並尊重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和國際人格。」由此聲明可看出，蔣經國已不再同中共爭論誰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轉而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存在是一個國際法的事實，進而推之，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格，不因美國或任何其它國家終止外交承認而有所變更。
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同時，蔣經國亦提倡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互相接納，蔣經國在1979年臺美斷交之初所倡議用「臺灣政府」名稱，即為此概念的體現。1979年2月2日，蔣經國接見「中美經濟協會」主席甘迺迪，討論美國國會與總統爭執「臺灣關係法」立法。由於使用何種國家名稱，將對卡特總統簽署與否決「臺灣關係法」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甘迺迪希望能得到蔣經國原則性的指示國家名稱問題。蔣經國回答：「就中華民國而言，卡特的提案對我們是毫無保障，尤其是沒有軍事保障及我國在法律上的地位。美國行政當局，似乎將中華民國置於自生自滅之境，而聽其自然。以往我們誤以為卡特會用『臺灣當局』、『臺灣政府』等詞，豈料他竟然用毫無法律效力的『臺灣人民』取代。」蔣經國強調，以中華民國立場而言，當然是能用正式國號為最理想，但為了實際情況的需要與最低限度，「臺灣當局」和「臺灣政府」是唯一能暫代的名稱。「美國雖然視我國為『臺灣政府』，但我們將永遠自視國號是『中華民國』。為了『臺灣政府』一詞，在卡特的法案裡能予我法律實效及順利通過立法程序，我們希望這一修改上能堅持『臺灣政府』。」
由此可見，在推動「臺灣關係法」的制定過程中，蔣經國要求美國國會以「臺灣政府」這名稱來稱呼「中華民國」。甘迺迪對此事也與蔣經國持同樣的態度。其實「臺灣認同」是蔣經國於1972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後，加速推行「本土化」政策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十年後，即1987年夏天，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感性的話是有其深遠政治意義的。
「經國路線」之二，是反對「一國兩制」，堅持反共不反中。中共方面，則是一直希望能有第三次的國共合作，例如1981年9月30日，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向臺灣提出了九點建議，希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這九點建議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在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從鄧小平1983年6月26日對美國楊力宇教授的一席話，能明白看出鄧對當時國共兩黨的理解與期望：「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但鄧並不贊成臺灣 「完全自治」，因為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 『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願意臺灣成為特別行政區，臺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甚至可以有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但其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 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領導人所能提出的最富於政治智慧的想法，而這構想也影響了中國此後幾代領導人對臺灣的政策，不過，他們似乎都未想到要尊重臺灣人民對臺灣前途的自決權，他們也堅決否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
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方針，蔣經國始終不買賬，並且早在1979年4月，蔣經國即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整個1980年代，他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1982年10月，蔣經國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批判 「一國兩制」，並指出當中的可議之處：一是問題的重大，事關中國的前途；二是中共不守信用；三是中共不可能一方面允許臺灣人民對大陸有通郵、通商和通航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禁止大陸人民享受這些自由；四是任何期望中共允許臺灣與大陸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五是中共即使要求臺灣人士參與政事，也將只是象徵性的；六是臺灣不需要大陸的資助；七是要想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行動自由，只允許臺灣人民有行動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八是臺灣的企業人士不願意到大陸投資；九是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的情形下，要想中共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
1981年2月2日，蔣經國接見舒茲（後來出任雷根政府國務卿）時，分享他對抗共產黨的經驗：「中華民國反共已有五十年的歷史，犧牲了百千萬的生命，所獲致的血的教訓就是：你不怕共產黨，他就怕你，你怕共產黨，他就不怕你，這是與共產黨作戰的惟一要訣。」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中共「曾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兩種制度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中，是不可能的。中共不過是用此來引誘我們，我們不會上當的。」他還說「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變的。這其中包括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以及我們對中共的政策。多年來，雖然在中美關係上有很多變化，但是我們對美國的政策卻是始終如一，未曾改變，有問題，大家可以商量解決。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席間蔣經國以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與他的談話的內容為例，再表堅持原則的態度：「（李光耀）來臺北前曾去北平及華府。他看我時告訴我，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但蔣經國反共不反中, 1987年2月，他解釋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時說「訪親的個人因此能夠親自體驗海峽兩岸同胞生活的懸殊，也可以比較兩種不同制度的孰優孰劣，從而判斷中國的未來，究應採行何種制度方能符合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雖然蔣經國修改了「漢賊不兩立」政策、發展與無邦交國家的官方關係、逐漸放棄原來對中國絕對排斥的態度，但蔣經國堅持反共立場，「反共不反中」是其一貫的原則。
「反共」必須要有盟友，因此蔣經國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國家安全政策是中華民國對外政策的核心，蔣經國將中共視為臺灣的唯一威脅。臺美斷交依然不影響蔣經國親美的外交路線，但是，外交政策的中心則改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1981年9月25日，蔣經國告訴丁大衛「(一)多年來吾人始終本於兩個信念：第一，吾人之思想哲學生活方式與美國相同；第二，中美間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吾人始終採取行動與美國加強關係。(二)中華民國的國家目標是如何使中國大陸的同胞能脫離共產暴政，重獲自由，此固為一長程目標，但就現階段而言，中華民國站在太平洋之戰略地位甚為重要，吾人的基本觀點是中華民國絕不容中共控制，亦不能落入俄共之勢力，因此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符合美國對抗蘇俄擴張利益的。(三)余在美國最後一任協防司令史奈德將軍離臺時，曾告史將軍，中美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中華民國本著中美間有共同利益，因此如果一旦美國在某一時期或某一情況中，需要使用在臺灣的海空軍基地，中華民國願意提供服務。」親美的目的是確保中華民國不被中共控制。
蔣經國非常強調與美國共同的反共大業，1982年3月1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外交顧問艾倫時說：「中美兩國在表面上雖無外交關係，但實質上，卻是最堅貞，最忠實，最好的國家及朋友。中美兩國之利益是不能分的。試問，如果共黨得逞，美國將得利多少？反之，倘我中華民國，堅強屹立，與美國共同抵擋共黨勢力之擴張，則對亞洲，對世界之和平將關係重大。…先總統蔣公，也是雷根的朋友，曾就外交方面指示本人一項原則，此即是與美國合作；為自由為反共，堅決奮鬥到底，即使戰至最後一人。此乃我中華民國根本之原則與精神。本此，我國願與美國一起為自由，為反共而奮鬥到底。」
1985年10月21日，蔣經國接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時，再次強調與美國共同的利益、理想與目標，是雙方合作的基礎，能解決任何的問題：「目前中共的策略就是以戰逼和，如果我們同意跟他們談判，無異於自取滅亡。我們有兩個基本立場，對外來說我們永遠與美國站在一起，對內我們堅持貫徹民主憲政，這兩個基本原則，我們決不改變。… 安全方面我們非常清楚，維持臺灣海峽的安全是目前我們最重要的任務。為了維持臺海的安全，我們現在必須有計劃的堅強自己，使中共不敢隨意侵犯我們。維持自己的力量可以說是維持臺海安全最主要的條件，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向美國購買精密武器的理由。臺灣海峽的問題，不僅只是臺灣本身的問題，事實上也是東南亞、東北亞整個的問題。臺灣一但發生變化，整個亞洲其他的地方，也都會跟著發生變化，那時美國的負擔，將會變得更重了。」
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強調，國民黨今天所面臨的局面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必須 「以變應變」，但是萬變不能離其宗，「經國路線」的核心是「反共，親美，保臺」。反觀三十年後的今日，洪秀柱領導的國民黨，刪除「一中各表」原則，雖然口口聲聲說要「經國化」，但實際上恐怕已經偏離「經國路線」十萬八千里了。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