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這裡舉行了一場悼念儀式，空氣在領班者的祈禱聲中越發沉重，之後我們用一分鐘的默哀悼念死者。
倖存者們
拉斯基爾（右）和當時的倖存者第一次到達英國。
不過，我們來布拉格是為這些倖存者慶祝的，那些從集中營走出來的人，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1945年之後被帶到英國的732名兒童之一。他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長大，重建新生，後來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這一批小孩被外界稱作「男孩們（The Boys）」，不過當中其中有大約80個女孩。他們後來組成的家庭，也成了一個凝聚在一起的大家庭，而我成了其中一員。
赫爾曼和他的妻子，以及孫子孫女們——最右邊的是本文作者漢娜。
我從小就知道納粹大屠殺的故事，還有我祖父的經歷，以及我們家裡犧牲的親人。但是，直到近年，我們才開始談論，他從那些經歷當中承受的傷痛，並沒有在1945年之後就結束。
我媽媽告訴我，她小時候如果在學校遇到事情，從來不向她爸爸抱怨。還有什麼能比納粹大屠殺更糟糕？
我和我妹妹會長時間地談論，我們外公的經歷對我們人生的影響。我們就像是替600萬被殺害的猶太人活著一樣，彷彿時間是借來的一樣。是這種倖存者的罪疚感令我們總是想如此盡情地生活嗎？
我們一共有超過200人來到布拉格，我們來看看當年，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被解救出來之後，都曾經在哪個地方站立過。
在著名的布拉格天文鐘響起時，我們都歡唱了起來。
在紀念死去的人們時，悲傷當然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份團結、快樂和堅守。我們堅守著大屠殺的記憶，講出那些經歷過和沒經歷過的人的故事。
站在這個廣場上的我們，就是納粹種族滅絶計劃失敗的明證。
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的牢房，現在已經是紀念館。
我祖父說，他不恨德國人。就像很多倖存者一樣，他鼓勵全家人擁有包容和開放的心，這是我們想要一直保存的價值。
他在10年前故去了，但是我多希望他也能在這裡。我有那麼多的問題想要問他。
17歲的大衛·赫爾曼。
我有一張他的照片，是他17歲的時候拍的。他的頭髮被剃光，穿著一件條紋睡衣。他的臉下面是他的編號：A26 44 328。
照片是在他到達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拍的。我看著那張片，看到了他當時對於一直活下去的決心。
我媽媽看到的，則是一個迷茫少年的面容。他剛剛看著自己的父母被領進了毒氣室。
一想到那雙年輕的眼睛曾看到過什麼，我就一陣顫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