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浩鼎新藥案引發中研院翁啟惠院長利益迴避的風波，到李遠哲臨時修改院長選舉辦法所帶來的爭議，把中研院角色、定位的問題再度推上檯面，成為媒体關注的焦點。不過如同往常一樣，經過一個多事紛擾的炎夏之後，大家似乎早把這個直屬總統府，年度預算170多億，號稱全國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對臺灣未來學術發展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己全然淡忘而拋諸腦後了。
其實不要說一般媒體或社會大眾，就連歷任總統都沒有一個人搞清楚過，總統府為什麼要有一個每年花掉170多億預算的研究機構？歷任總統除了每兩年的院士會議中，行禮如儀地期許中研院院士能多為國效力，或讚揚中研院研究成果豐碩外，看不見任何具體政策性的宣示。而釐清中研院院士會議與所轄各研究單位的角色與定位，正是整個問題的徵節。歷任總統、院長在這個問題上都交了白卷！
從中研院發展歷史的脈絡來看，院士會議與中研院所轄各研究單位間是沒有關係的。中研院創立於民國十七年，首任院長為蔡元培先生，它一開始是先有研究所的。中研院設置研究所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民國初年全國處於兵荒馬亂之際，蔡元培先生提出「唯一之救國方法，止當救亡圖存，致意青年有志者，從事於最高學問，歷二、三十年沈浸於一學。」因此當時成立研究所的目的，是試圖傾全國之力在中國的文化沙漠中，建立一個庇護所，希望得以呵護一絲學術命脈的延續。
而院士會議則是民國37年仿國外制度設立，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互選出終身名譽職的院士，組成院士會議。民國37年中研院正式選出數理、生物與人文三組共計81位院士。而政府遷臺之後，到民國46年才再恢復院士選舉。院士會議其法定職權為：1. 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2. 選舉評議員；3. 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4. 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由此看來院士會議可以是全球華人學術精英的社團，隸屬總統府以彰顯其祟高的地位，扮演國家智庫等等的角色自無不可。中研院院士會議的角色、定位明確，並無任何含混不清之處。
但另一方面，近90年前設置研究所的初衷，早已因時空環境的改變而己不存在了。討論中研院內各研究單位的角色與定位時，必須擺在全國學術發展的大環境中討論才有意義。我們要問中研院的研究所，在今天台灣的學術界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譬如說中山科學院設置的目的是以發展國防科技為職志，工研院是台灣產業研發的主力，中華經濟研究院是政府的智庫。中研院強調的是基礎研究，但是它與大學裡的基礎研究有什麼不同？如果說中研院是在培育高級人才，大學不也在做同樣的事！
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做著和大學相類似的研究工作，卻不必負擔沉重的大學部教學。而中研院院長往往忘了，他應該是臺灣學術界的院長，而不只是那幾個研究所的院長。他頂著學術權威的桂冠，影響國家科技政策的走向，在為中研院爭取自家的研究資源上幾乎無往不利。像2003年基因体中心的成立就是個好例子。在那之前，中研院對基因体研究從未曾有任何著墨，但是為了搶搭人類基因体計畫的熱潮，李遠哲院長公開不斷地提出呼籲，要求政府投入資源發展基因體研究。
當時學界的共識是成立一個功能性的「國家基因體研究中心」，以推動實質研究計畫，並隨時保持調整的彈性並定期評估其成效。但在中研院主導的一次座談會後，結論成了中研院是最適合設立核心實驗室提供服務的機構。隨後花了12億蓋大樓成立了「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並邀請從來沒作過基因体研究的翁啟惠為創所主任。到今天還有人戲稱中研院基因体中心什麼研究都做，就是不作基因体研究！
許多院士們也常常忘了他們應該關心臺灣學術界整体的發展，而不是如何擴大中研院自家研究的版圖而己。近年來中研院增加各研究單位，像應用科學中心、農業科技研究中心，生技園區等等，無一不是透過院士會議或院士們的背書而成立。這些科目當然都很重要，但為什麼要擺在中研院，成為中研院轄下的獨立王國？而不是一個整合、協調全國重點發展的中心？院士們無心隨興式地想像，沒有針對臺灣的環境與條件作全面而具體的審議，使得中研院急速成長成一頭需索無度的怪獸。
中研院年度預算的巨幅成長，對台灣整體學術的發展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中研院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以優渥的經費及軟、硬體設施，吸引到最好的研究人才，但卻走上了與大學完全相同的研究模式。中研院和大學之間的關係也就從互補轉變成競爭。一方中研院以大學無從負擔的獎學金為誘因和大學搶研究生；另一方面，挾持著出版論文數量的優勢，中研院研究人員也紛紛跳出來，和大學老師競爭科技部以及各種國家型計畫有限的研究經費。許多年青研究員帶著超額的研究經費，很快就從「科學家」變成了「科學經理人」了。當計畫與各種報告殺掉了研究者所有能靜下心來思考的時間，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中研院突破性研究的成長無法追上經費增加的幅度。
缺少對學術發展長期、深刻的反省與學術界一貫的鄉愿成就了中研院的現狀。因此中研院未來真的想要扮演台灣學術界的領導者，它就必須要有新的思維與創造新的研究文化的企圖心。中研院有自己的研發經費與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人才，本來應該可以作一些更前瞻性的規劃，做一點在大學不容易做或是做不到，像是跨領域人才的培育和研究。
過去中研院自認是高級研究機構，而不屑投身大學部教學的改革。其實中研院比臺灣任何大學都更有機會，也更應該針對未來科學與社會發展的趨勢，去嘗試建構一些學科整合的大學部學程。課程內容的規劃，教學講義的編纂到教學現場的變革等等，中研院絕對有能力扮演更多和更積極的角色。
另外中研院在基礎研究上也應該揚棄傳統在大學裡的作法。美國早年的貝爾實驗室其實是中研院應該效法的典範：沒有研究生而是由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聚集一堂，親自動手，共同去探索一些科學前沿的大問題。只有這樣，中研院才有可能在臺灣建立的一個獨樹一格的研究風格，擺脫論文數量與影響指數的魔咒，真正成為帶領臺灣學術發展的典範。
當然新的研究文化的建立，需要有遠見的領導者與適當外在的壓力。對新上任的中研院院長，我們應該要有異於常情的期許，他不該是個溫、良、恭、儉、讓的老好人。他應該要有帶領中研院成為臺灣學術研究典範的視野與作為，而不是追隨兩位前任院長的腳步，讓中研院繼續成為一個尾大不掉的怪獸。
＊作者為陽明大學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