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天這個情形，1997之後是大陸直接接收，所以把大陸看成是我要區隔、擺脫的對象，這就跟一般後殖民主義講的不一樣，後殖民主義講的是要嘛擺脫自己的本土，要嘛擺脫殖民母國，而在台灣跟香港，不需要擺脫本土，也不需要擺脫殖民母國，而是擺脫中國，因為中國是接收殖民地之後的統治者，也是一個不從事解殖工作的統治者。中聯辦在香港搞解殖運動，沒辦法搞，因為不能夠理解這麼多年殖民統治之後那些殖民精英的想法，所以不瞭解陳方安生，不瞭解林鄭月娥這些人，他不瞭解這些人的心理。某一方面，她們是把中共當成是英國來看，支持自己統治殖民地，好像總督還在。但是，習近平怎麼會把自己看成是英國，以總督的模式來治理香港呢？這個中間的溝通，相互的期待，都有很大的落差。
沒有解殖的過程，我們看到的是，殖民地的年輕人很沮喪，要擺脫上一代的糾葛，擺脫不掉，所以出路就是依靠殖民地的先進性，來面對我的文化母國，用殖民先進性的想像，整合香港，居高臨下地看大陸，那香港就變成是我的地方。如果沒有英國殖民、冷戰、回歸的複雜過程，沒有一國兩制的名統實分，香港不一定會產生一種單獨屬於香港的身分意識。同理，在台灣，如果沒有1990年初期的憲政改革，後來的普選，台灣也不見得會形成一個單獨地方的意識，至少沒有那麼快，但這又不是只有台灣決定，是整個世界格局的決定，我們今天好像沒什麼時間談這些。
李：還有三十分鐘。
石：台灣做為一個單獨的身分範疇，有一種社會生物性的必然，一旦成為政治範疇之後，在範疇裡面的人，就越會把自己當成這個範疇的主體，所以範疇的出現很重要。台灣成為一個單獨的政治範疇，不是國民黨營造就可以，更不是台獨出現之後才有。過去在台灣的文化辯論中，有個耳熟能詳的論點說，這樣的一個範疇是來自於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因為抵抗日本，台灣菁英就有了主體性，最後這個主體性異化成是抵抗中國的主體，年輕同仁如果回去找1980-90年代的中外文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悖論，包括王曉波老師，都認為這個主體性主要來自於抵抗日本，最後變質，抵抗日本所產生的主體性變質成為了台灣主體，進而跟大陸區別。
CIA營造了一個新概念：「太平洋盆地」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根源，是從台灣自己的歷史脈絡找出台灣主體意識的根源，但是這個不充分，因為在內戰與冷戰都打到台灣來了之後，台灣做為政治範疇，其實並不是那麼明確，台灣是做為反共堡壘、復興基地、自由陣營，他既是自由主義大陣營的一分子，又是內戰之下跟中國是沒法分割的一個臨時單位。因此，國際政治很重要。而另一個讓台灣變成一個單獨範疇的重要根源，是世界經濟。美國越戰戰敗以後，包括CIA在內美國精英就思考，如何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世界，重振美國極其低落的士氣，恢復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於是，CIA透過福特基金會就營造了一個新概念──「太平洋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