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Coindesk報導，美國的Sandia國家實驗室於8月19日宣佈，將利用美國國土安全部（DHS）的專項資金研發比特幣區塊鏈監控軟體。雖然公有區塊鏈上的資訊與交易紀錄理論上都可被監控，不應該是犯罪與恐怖份子調度資金的首選，但比特幣卻一直無法完全與這類非法活動脫鉤。DHS早在2015年12月就啟動了一系列區塊鏈研究招標計畫，Sandia國家實驗室的宣佈並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Sandia國家實驗室其實是美國大型軍工龍頭企業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 LMT）的子公司，其淵源上溯二戰時造核彈的曼哈頓計畫。
在曼哈頓計畫時，美國聯邦政府要加州大學負責管理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計畫主持人奧本海默博士於核武試爆成功之後，就開始尋找另一個適當的場所來延續其他非核子武器的研發活動，從而促成了美國陸軍工兵團Z師團（Z Division）的創建。Z師團的基地，就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近郊的Sandia山脈，Sandia實驗室於焉誕生。1949年之後，Sandia的管理權由加州大學移轉至AT&T的子公司Western Electric，復又於1993年轉由LMT旗下的Sandia Corporation管理，但美國政府仍然是研究基地的最終所有權人。這個被稱為GOCO模式（Government Owned, Contractor Operated）的公辦民營合作範例，對在受高度監管的金融業中推動根本創新，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小羅斯福總統於二次新政（The Second New Deal, 1935-36）之後，美國工商業界對政策走向產生高度不安全感。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苦於產能過剩的美國工商界對資本密集的投資案卻步。小羅斯福總統的左傾新政，甚至讓工商界人士之間瀰漫著一股社會主義獨裁暴政可能降臨美國的恐懼感。1934年到1936年間美國國會針對一戰時軍火業者的立案調查，讓國防軍工業者被厭戰的社會輿論戴上了「死亡商人」的大帽子，導致了美國於1935年到1939年間通過的中立法案，也讓擔憂左傾的小羅斯福政府可以藉由備戰遂行橫徵暴斂的美國工商界有了抵抗的空間。儘管如此，美國戰爭部仍然積極籌備經濟工業生產動員計畫。
1939年納粹入侵波蘭後歐洲西線「假戰」（Phony War）時期，美國備戰派開始鼓吹大規模整軍經武。敦克爾克大撤退時潰敗的英軍，讓備戰派聲勢高漲。在1940年6月到1941年12月之間，美國戰爭部的軍費預算高達360億美元，相比之下，1922年到1939年的年度平均軍費僅約7.4億美元。如何把銀彈變成子彈，需要設計一套誘因機制吸引美國工商鉅子投入軍火生產的行列。這就是小羅斯福總統重啟一戰時的國防諮議會（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並延請美國鋼鐵、通用汽車等美國工業界龍頭企業的高管參贊軍備的原因，從而開啟了一系列最終由納稅人買單的補貼政策，鼓勵企業增產報國，是為美國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濫觴。
GOCO模式就是在這個時空氛圍之下的一種補貼。簡而言之，雖然軍火生產合約通常是企業與政府談判協商的成果，利潤率雖然有所保障，但畢竟國難當頭，能發的戰爭財也有限；要能回收投資成本，就必須確保戰時產能也能在平時利用，並且讓這些產能得以加速折舊，甚至根本就讓政府出資興建讓民營企業以極優惠的價格租用（例如象徵性的一塊錢租金），甚至還發展出企業得先行出資興建政府認證的兵工廠，並由政府承諾於戰爭結束後若干時日內按成本價回購，或是直接宣佈不會以該產能與民營企業在平時競爭。二戰時甚至還有提議，可以讓軍火企業將向政府請求回購的權利充當銀行貸款擔保品以利建廠，
這個提議並未落實，因為華爾街無法真正信任未來的國會將保證批准足夠的國防預算來履行或有債務。也正因為這份疑慮，反而促成了美國史上最有權力的超級金融巨獸 – 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在二戰時進一步地擴權。創辦於1932年的RFC，原本是為了提供足額銀彈把美國的銀行體系「買」出大蕭條，放款紓困對象甚至包含當時尚不屬於聯邦儲備系統的鄉鎮銀行，接受的擔保品更是琳琅滿目。在整軍經武的名義下擴權之後的RFC，不僅可以放款給軍火商，甚至可以直接投資與收購相關企業。據統計，從1941年到1945年，RFC平均每年的貸款與直接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最高時超過60億美元。若從1932年Eugene Meyer（華盛頓郵報創辦人、聯儲會主席、首任世界銀行行長）掌管RFC時起算，RFC在1932年到1945年的總投放金額將近10萬億美元。
從結果論來看，這10萬億美元讓美國工商界不再懷疑政府重商還是反商，協助龐大工業產能提供了美國在歐陸與兩大洋打世界大戰的軍需，同時也間接導致了曼哈頓計畫的成功，有錢好辦事，良有以也，但也留下許多後遺症。源自二戰的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模式，後來為了因應冷戰軍備競賽與全球制霸，成為美國年度總預算的基本成分。美國軍工複合體企業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資本家的終極大夢：與政府一同制定規則，極小化投資風險，極大化穩定回報。
RFC與世界大戰固然是極端情境，國防安全也很難畫出一組供應需求曲線，戰略佈局固然有其理性計算的成份，歸根結底，仍然是來自怕挨打的恐懼，而恐懼又是最能合理化預算的藉口。不論是射人上天征服太空，或遏制蘇聯的國防安全需求，冠冕堂皇的名目永遠不缺。曼哈頓計畫初衷是為了製造終極武器打勝仗，不能讓希特勒先把核彈造出來。曼哈頓計畫讓核武與核電成為人類消滅不了、必須學習和平共處的哥吉拉，膨脹的國防經費成為美國財政永恆的負擔，卻也刺激了無數各類創新科技研發項目的成長。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或許是必要之惡，關鍵是社會是否有能力與決心處理這些遺緒。
由此看金融創新與金融科技監理，GOCO模式亦值得借鏡。由於特許行業的性質，金融業者往往都盡可能在有優勢的市場取得寡佔甚至壟斷的地位。只有當外在環境變化擠壓獲利、甚至威脅生存時，金融業者才會投入鉅資，鞏固自己、卡住敵人，投資在本業或新業務的邏輯，是進攻式的防禦。在崇尚威權的亞洲金融監理框架內，監管機關權力過大與強勢干預指導，以及流於形式及官僚主義的溝通審批機制，非常容易造成金融機構因動輒得咎而缺乏投資新技術與開創新業務的誘因。正如FinTech Taiwan共同發起人臧正運博士所指出的，「欠缺可以讓監管者與受監管者間真誠協作（Collaboration）的體制脈絡、社會氛圍以及行政文化。」
問題的核心仍然來自監管政策目標與策略的選擇。如果監管機構除了維護金融秩序之外，亦能認識到資訊科技與金融業態的快速演變，已經使得監管政策必須從金融機構為主的舊思維轉型到以金融交易為主的新思維，尤其在先天市場規模不大的中小型經濟體，保守維穩至上的監管思維，只能拖延透過互聯網鋪天蓋地而來的境外勢力，反而可能因為無法鼓勵創新，讓本土金融業者無法積極佈局金融科技而坐失主動出擊境外的先機，這是內外交逼的競爭困局。金融監管機構與金融政策制定者有必要認識到，全球金融資本的競爭，不只是高端人才及優質客戶的競爭，更是金融體系綜合能力提升速度的競爭。政府若把提升金融綜合能力與拓展數位金融版圖為施政優先要項，則受高度監理的大型金融機構，因其既有的信用、規模與風險控管調動資源的實力，應負起部分利己利人的創新之責，政策設計應考慮金融機構「私有化利益，社會化損失」的動機，透過適當的合約設計予以制衡。
英國、澳洲與新加坡規劃與實踐金融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法律框架中也很明顯地揭櫫金融監理沙盒其實是公私部門高度快速協作的彈性監理脈絡，目的在促進有責創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提供業者低監理密度的創新服務與商業模式的測試環境，提升創新產品或服務在測試之後確保未來在市場上有效增進消費者利益的機率。循此脈絡，監理沙盒的定位不只是金融監管機構用以暫時調和創新活動衝突既有金融法規的緩衝區，而應該視為公部門與私營企業基於監管條例的核心利益與立法意旨，由監理機關認許的共同創造快速開發環境（Regulated Agile Co-Creation Environment，RACE）的關鍵組成。
RACE與GOCO在概念上類似，但並不需要資本密集的大型工廠。 RACE框架中的A亦可用Adaptive來代換，原因正是在全球化競爭的世界中，各國政府與企業都是在互聯網上與時間賽跑，個別企業或政府若不能緊跟潮流、主動適應甚至彎道超車，都可能被持續加速變遷的世界捨棄。監理沙盒作為一項政策工具，一方面尊重了既有法規在不同時空背景之下的立意，也同時挑戰監理機構能否順應趨勢、與時俱進，讓有心競爭與有 能力創新的企業有機會異軍突起、引領風潮。因此，RACE的公部門與私部門參與者的地位，不是上下從屬的管教關係，而是較為平等的夥伴關係。這種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特殊夥伴關係不是新概念。美國國防部針對軍用軟體系統與資訊戰能力的研發有一套風險導向的演化螺旋軟體開發模式（Evolutionary Acquisition），如下圖：
採用演化螺旋軟體開發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將大型官僚系統（例如國防部）較龐大緩慢僵硬的傳統武獲流程分解為數個風險較為可控的試錯階段（即「螺旋」）。演化螺旋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出發點是為了獲取某項關鍵戰力，但最終的系統要求與設計規格在啟動時不一定完全明確。系統設計參數的改善來自用戶意見反饋與技術演進，從而讓武器研發從傳統封閉實驗室轉變為更具彈性的迭代研發與成果展示，讓測試參數及時反饋給開發人員，以利快速部署合乎實戰需求的新武器。
演化螺旋軟體開發也非常適合金融創新的場域。金融新商品的開發週期可略分為下列階段：（1）一小群交易員、銀行家與金融工程師察覺商機而著手開發新商品；（2 ）透過模擬、實驗與試點，金融機構撮合客戶開始買賣新商品；（3）買賣價差因成交量增加而收窄；（4）相關研究報告陸續發表，提升人氣；（5）產品定價與風險控管模型逐漸標準化；（6）新商品交易功能成為金融機構資訊系統的標準配備；（7）相關法律文件標準化；（8）風控部門對新商品逐漸熟悉而放寬資本計提的要求；（9）金融監管機關終於跟上市場發展的步調，開始制定一系列監控稽核的程序；（10）新商品成為主流商品，金融機構開始研發其衍生品。
這個週而復始的過程，就是一種追求能力精進與風險管控的RACE。關鍵在於如何定義風險，以及在面臨快速進入市場的壓力之下，設定合理可接受的風險水平。金融科技的高速演進，加速客戶需求與商業模式迭代的頻率與幅度，這是殘酷的現實，也是不可逆的趨勢。金融業雖然是資訊業，但因其發展邏輯源自人性原欲，是超國界、超主權的動力，從而有可能成為大規模創造與毀滅財富的武器。唯有直面這股動力，認真思考與體會人性本質，才能設計一套更符合市場需求且可持續發展的系統。
＊作者為旅居香港的金融觀察家與專業投資人，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