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材料說明洛陽的建構，經過二十幾年不斷的經營，到正光元年還沒有完成。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西元510年）開始，雖然用的是李沖的設計圖樣，不過這時李沖的墓木已拱，蔣少游、王遇、董爵又相繼而亡，當然不是他們監造的。不過材料裡說到「兩京模式」，所謂「兩京」，是指平城與洛陽而言，平城的明堂，是由蔣少游考察過去洛陽廢置明堂舊址後建造的，所以平城明堂的建築曾受洛陽的影響。任城王元澄與李沖，同是孝文帝遷都時得力的助手，當然能深切了解李沖的意旨，在他的奏章裡，既提到李沖的設計是依「兩京模式」，但當時洛陽明堂廢置已久，無「模式」可供參考，所以必然是根據平城新建明堂為藍圖而設計的。因此，可以證明洛陽宮城的建築，直接承受的平城的影響。因為在平城改建的過程中，已融合了許多不同地方的色彩，這許多不同的地方色彩，後來又繪成洛陽新都的圖樣。
至於平城的坊里制對洛陽的影響，雖然無法找到直接的材料證明，但是洛陽的坊里建築，與洛陽宮宮城建築並不是同時進行，《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傳〉：
（高祖）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案《魏書》卷八〈世宗紀〉景明二年九月條下：「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坊里的設立，是拓跋氏王朝為了解決「代遷之民」居住的問題。[2]《魏書》卷十九〈任城王傳〉：
今代遷之眾，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
又《魏書》卷六十五〈李平傳〉：
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
以上兩段材料，說明「代遷之眾」，初抵洛陽之時，「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洛陽經營十數年之後，仍然「根基未就」，所謂「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景明二年宮城的建築已告一個段落，於是注意力轉向「代遷之眾」的問題。元嘉這時擔任司州牧，解決京邑人民的生計問題，是他應負的職責，所以由他建議在京城的四周，統籌建築坊里，有計劃的分配居住，以解決「代遷之眾」所面臨的居住問題。雖然以五萬之眾，四十個工作天，無法完成三百二十個坊里建築工程，[3]但卻是一個有計劃的開始。既然這些坊里，將來準備分配給「代遷之眾」居住，那麼，當然根據他們平城的形式築構，從元嘉所謂「姦盜永止」這一點看來，與平城的「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似有相似之處。所以關於洛陽的坊里制中，所呈現相當嚴格的階級與身份的區分，不僅表示當時社會門第的凝結，同時也反映出北魏文化轉變中的宗主督護制的持續。
孝文帝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而遷都洛陽，[4]但因匆匆規劃洛陽的新都，許多平城建築色彩，被塗抹在洛陽的設計之中，這些色彩分別表現在洛陽的宮城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坊里制度方面。
[1]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2]何炳棣認為北魏洛陽城內坊里既全部保留為統治階級之用，四郭坊里之區域的劃分，也是社會階級身份的。那麼景明二年，由元嘉建議開始築建的三百二十座坊里，則是落座「於京四方」的。所以這些坊的設立，就不是專為統治階級而用的了。
[3]何炳棣，Loyang, A.D. 495-534: 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
[4]勞貞一師，〈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又〈論北朝的都邑〉，《大陸雜誌》二十二卷三期。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本文選自作者舊作新版《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二版，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