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耀東專文:北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

2019-08-1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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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太極殿復原想像圖。(取自百度百科)

洛陽太極殿復原想像圖。(取自百度百科)

這一批參與平城改革工程的人,在平城太極殿完成後,又參加洛陽的規制工作,《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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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

由於在參與洛陽規制的三個人中,穆亮代表北方勳舊,且職為司空,營國之事本冬官所掌,所以兼領此職。董爵則官為將作大匠,建築是他的職務,不能不參與其事,其實洛陽新都的規制,完全出於李沖一人之手。案《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

因此,洛陽新都的建構當充滿河西的色彩。[1]不過,平城的明堂,圓丘,太廟等,是在蔣少游監製下完成的。而洛陽的新都雖在李沖的主持建構下,可是蔣少游、王遇等卻實際參與工作,《魏書》卷九十一〈術藝.蔣少游傳〉:

……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爵、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又《魏書》卷九十四〈閹官.王遇傳〉:

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

洛陽的規建到景明二年才告一個段落,但李沖卻卒於太和二十二年(西元498年)8月,也就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工程告一段落的前3年。李沖死後,餘下的工程當然由蔣少游、王遇、董爵繼續進行。案〈術藝.蔣少游傳〉載,少游卒於景明二年,董爵、王遇的卒年不可考。但既與蔣少游並列,他們3人的卒年應相去不遠。太極殿就在這年11月落成,《魏書》卷八〈世宗紀〉:

(景明二年)十有一月己卯,詔:京洛兵蕪,歲踰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翦掃榛荒,創茲雲構……,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徙御。……十有二月戊子,……饕群臣于太極前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

那麼,他們3人雖然沒及見太極殿的落成,但都實際參加太極殿的營建工作。同時,即連李沖在內,他們都曾參加過平城的改建工作。他們以改建平城的經驗創建洛陽,因此洛陽必然承受平城建築的影響。《魏書》卷四十一〈源賀傳〉:

正光元年(西元520年),為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為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洛陽)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

這段材料說明洛陽的建構,經過二十幾年不斷的經營,到正光元年還沒有完成。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西元510年)開始,雖然用的是李沖的設計圖樣,不過這時李沖的墓木已拱,蔣少游、王遇、董爵又相繼而亡,當然不是他們監造的。不過材料裡說到「兩京模式」,所謂「兩京」,是指平城與洛陽而言,平城的明堂,是由蔣少游考察過去洛陽廢置明堂舊址後建造的,所以平城明堂的建築曾受洛陽的影響。任城王元澄與李沖,同是孝文帝遷都時得力的助手,當然能深切了解李沖的意旨,在他的奏章裡,既提到李沖的設計是依「兩京模式」,但當時洛陽明堂廢置已久,無「模式」可供參考,所以必然是根據平城新建明堂為藍圖而設計的。因此,可以證明洛陽宮城的建築,直接承受的平城的影響。因為在平城改建的過程中,已融合了許多不同地方的色彩,這許多不同的地方色彩,後來又繪成洛陽新都的圖樣。

至於平城的坊里制對洛陽的影響,雖然無法找到直接的材料證明,但是洛陽的坊里建築,與洛陽宮宮城建築並不是同時進行,《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傳〉:

(高祖)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案《魏書》卷八〈世宗紀〉景明二年九月條下:「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坊里的設立,是拓跋氏王朝為了解決「代遷之民」居住的問題。[2]《魏書》卷十九〈任城王傳〉:

今代遷之眾,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

又《魏書》卷六十五〈李平傳〉:

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

以上兩段材料,說明「代遷之眾」,初抵洛陽之時,「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洛陽經營十數年之後,仍然「根基未就」,所謂「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景明二年宮城的建築已告一個段落,於是注意力轉向「代遷之眾」的問題。元嘉這時擔任司州牧,解決京邑人民的生計問題,是他應負的職責,所以由他建議在京城的四周,統籌建築坊里,有計劃的分配居住,以解決「代遷之眾」所面臨的居住問題。雖然以五萬之眾,四十個工作天,無法完成三百二十個坊里建築工程,[3]但卻是一個有計劃的開始。既然這些坊里,將來準備分配給「代遷之眾」居住,那麼,當然根據他們平城的形式築構,從元嘉所謂「姦盜永止」這一點看來,與平城的「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似有相似之處。所以關於洛陽的坊里制中,所呈現相當嚴格的階級與身份的區分,不僅表示當時社會門第的凝結,同時也反映出北魏文化轉變中的宗主督護制的持續。

孝文帝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理想而遷都洛陽,[4]但因匆匆規劃洛陽的新都,許多平城建築色彩,被塗抹在洛陽的設計之中,這些色彩分別表現在洛陽的宮城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坊里制度方面。

[1]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2]何炳棣認為北魏洛陽城內坊里既全部保留為統治階級之用,四郭坊里之區域的劃分,也是社會階級身份的。那麼景明二年,由元嘉建議開始築建的三百二十座坊里,則是落座「於京四方」的。所以這些坊的設立,就不是專為統治階級而用的了。

[3]何炳棣,Lo­yang, A.D. 495-534: A Study of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Planning of a Metropolitan Area.

[4]勞貞一師,〈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又〈論北朝的都邑〉,《大陸雜誌》二十二卷三期。

20190814-《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書封。(東大提供)
《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書封(二版,東大提供)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本文選自作者舊作新版《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二版,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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